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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啟示錄 –中國歷史的拐點 中共政權會鬆動嗎？
（文長慎入）

《中國的「車諾比風暴」》

中國古語說「疾風知勁草」；美國從不投機的股神巴菲特說「潮水退去的時候誰沒穿游泳褲看得一清二楚」。現在疾風來了，潮水退了，一隻新型冠狀病毒，瞬間揭示了「厲害了我的國」不是勁草的事實，也展現了中國共產黨的統治結構其實是沒穿游泳褲的。在國際的「中國探照燈」越來越雪亮的當下，生活在更佳制度下的台灣，此時此刻正是一個徹底了解中共集權體制本質的機會，但是，台灣身為中國的近鄰，在人本精神下也應該「莫忘中國苦人多」。

2020年一月壓不住才「爆發」的疫情，所帶來的情緒感染力絕不亞於病毒本身的感染力，因為人們至今還搞不清楚它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如果是大自然演變而來的天災，人們就會像面對颶風、地震、海嘯一樣的面對，那也就不過是三、五年後船過水無痕之事。但如果是制度顢頇、行政愚昧、人性自私貪婪造成的人禍，那麼事件帶來的情感殺傷力和後遺症，將遠遠大於天災暫時的創痛。這正如1986年蘇聯共產黨治下的「車諾比事件」背後真相之震撼力，33年之後還會被後人拍成電影（Chernobyl，HBO 2019）。現在看來，若干年後一定會有一部電影「武漢」（WuHan）將事件始末呈現在全球觀眾眼前。

《SARS 一百倍的經濟、政治殺傷力》

2003年1月至5月的整個SARS疫情期間，我在北京城內全程目睹。一開始是車輛和行人減少，接著是不時的救護車鳴笛聲，沒有人相信官方的數據，先是提心吊膽，接踵而來的是恐慌。猶記某日在清華大學講課到一半，一個不知名的人士衝進教室狂喊：我一定要讓大家知道，我朋友被傳染了，醫院不收，他女兒打電話向我哭救；講課就此中斷。數日後，京城四周的村莊農民，開始設置路障，拿著鋤頭禁止北京車牌的車輛入村。

17年後的中國，GDP翻了十倍，領導人換了三屆，但面對新型病毒爆發的反應模式，一點都沒有改變，從隱瞞事實到拖延治理、控制數據到黨內藉著疫情權力鬥爭，如同老電影重播。不同的是，這次人民在自媒體技術下的反應比起17年前的SARS期間快了十倍，國際間對中共政權的信任度，可能也只剩下當年的十分之一。換句話說，10乘以10，武漢病毒對中共政權的國內、國際殺傷力至少是當年SARS的100倍。

本文撰寫時，疫情的散播還在爬坡，刊出時也還沒到高峰。每日事態的變化令人心驚肉跳，就像一場才剛開場的懸疑舞台劇，結局還不確定。但由於導演及製片人都在後台爭控主導權及忙著卸責，風格是那樣的熟悉，因而我們大約可以揣測這場大戲至少得演到五月份，而觀諸全球觀眾的反應，接下來全球對中共治理能力的信心徹底破滅，也是可預期之事。總之，這場人類大戲，可以用一段話來總結，那就是：病毒的流動性，擊穿了集權結構的脆弱點，把20年來濃妝豔抹的中國，打回了化妝前的素顏中國，病毒成了中共體制的照妖鏡，導致中國歷史再度進入拐點。

《政權自殺 - 中共迅速證明自己不代表中國人民》

新病毒現身武漢，第一疑似案例是去年10月底，經過中央級別專家研究、繼而專家藏私、繼而上報卻已讀不回，再歷經封口、曝光、強壓數據、封網、封城、強壓世衛WHO及國際輿論這一連串愚蠢又無效的動作，中共政權在短短三個月之內，毀掉了自己過去30年企圖建立的世界大國形象，同時自己證明了自己既不代表人民，也不代表中國，無能對世界負責。這種神風特攻隊式的自殺行為，其實在2019年對香港胡亂作為時就有先兆了。中共為何出現自殺傾向？留待後面分析。

三十年來，後毛澤東的共產政權把中國蓋成了一座歪歪邪邪的超高大壩，地基本來就不穩，壩體結構則鋼筋和竹竿並用，下半部偷工減料，壩頂則富麗堂皇。從結構力學而言，這座大壩不可能持續，等待的只是一場震幅、波長和角度剛好的地震。

固然疫情是實實在在的現象，但是我們對於對現象的理解不能止於表面，更深刻的是現象所反映的原理。這個原理就是：集權體制所建立的大壩，只有左右搖擺的流動性力道能摧毀它，例如流動的貨幣（金融）、流動的信息、流動的人口，是的，還有流動的病毒。中共權力大壩維穩之道，歷來就是控制所有流動性事物的方向、流量及速度。錢流動由中央管起來，信息網路從中央控起來，人口流動中央說了算（如北京城驅逐低端人口、此次武漢封城），但病毒的隱密傳播性卻不是中央能管控的。「生命總會找到出路」這句話，在集權大壩下被否定了幾十年，卻吊詭且荒謬的在病毒領域得到證實。

中國經濟引擎早已邁向熄火，在武漢疫情之前，對集權經濟威脅最大的流動介質本來是貨幣（外匯及人民幣），也就是金融流動性危機下的、隨時會爆發的「債務危機」。而今，病毒的超級流動性瞬間造成了貨幣、勞動力、信息流的逆流堵塞，瞬間揉合了所有的流動性的負面作用，形成前所未有的巨大漩渦，大壩極可能因此而鬆動。

除了經濟重挫，中國原本就效率不彰的行政體系將因此次疫情而停擺。為了說明這一點，又不得不從共產黨這異形的生理結構談起。中共奉行「權本主義」，一切以保障黨的專政為核心，黨內又以保障個人權力為核心。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沒有黨權體系之外的任何權力機制，所謂的「行政機制」和「市場機制」，不過都是完全為黨所用的偽機制。為了幫助理解，我們可以這樣想像：黨就是一列火車，軌道就是黨的路線，黨內鬥爭就是幾個駕駛員之間的搏鬥，而所謂的「政府」不過就是火車內由黨員扮演的乘客，無論乘客在車內往哪個方向移動都不會影響火車的行經，而所謂的「企業」，不過就是為火車添煤的工作人員，所謂的「人民」不過是為政府做飯倒水的小弟罷了。

可預見的，粗暴的疫情控管所帶來的人民心理創傷，加上被疫情重創的經濟，必然會以乘數效應連動，嚴重動搖人民對「政府」這偽機構的行政信任。而共黨在最近兩年來的左傾路線下，勢必會赤裸裸的將所謂的「政府」完全甩到權力圈外，而直接用「黨權」一竿子插到底，這由近兩三週來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王毅、楊潔篪等要員在國內、國際間的動作細節就可看出，而湖北省政府和武漢市政府的無奈、各種御用專家的宣傳證詞之中，都在在凸顯了「黨」和「政府」之間的干戈和角力。

《 「政府」行政只是 黨權鬥爭的皮影戲 》

然後，當「政府」只是一個「黨權的皮影戲」這本質被此次疫情徹底暴露之後，以下效應就會出現：所有人民，包括九千萬黨員，都會把行政單位、政務官員的話當作「放X」；世界上所有的國家，也將完全不信任中國「政府代表」名片上所印刷的頭銜。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將一夕之間醒悟，要和「中國」打交道，對象只能是「黨」，「政府」不過是一個用來賴帳的工具。

《 疑似自殺還是斷尾求生？》

香港是中國經濟的體外葉克膜，中國經濟已經脆弱到不能再失去香港。但是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時，中共對待香港之狠，就像是不惜與香港同歸於盡，這態度令許多人不解。此次武漢病毒疫情的處理手法，同樣令許多其實相當了解共產黨的人不解：明明有了17年前的SARS經驗，明明身處美國圍堵中國的高峰期，明明香港事件引起的國際圍剿還未落幕，黨中央怎麼會笨到用如此拙劣的拖延和掩蓋手法處理疫情？這豈不是等同自尋死路？

共產黨是個精於權力計算的團夥，黨中央不會不明白本文前述的「流動性風險」。
集權體制內，凡是發生的必有道理，儘管外人看來沒道理，但其實都是有權力的內在邏輯的。那麼，我們就來看看此次疫情管控背後的可能權力邏輯。

大背景可能是，中國經濟的實情已經糟到了無論如何都轉不動的地步了，又逢美國以關稅制裁及科技封鎖相逼，為了保住政權，只得以國內自殘手段加上民族主義，破罐破摔、斷尾求生。這種可能性看似荒謬，但是別忘了過去發生過的人為大饑荒和毛氏為了保權發動的文革，一開始連毛本人都沒料到後果如此慘烈不可收拾，中國因此付出數千萬條人命的代價。再近一些，別忘了1989六四天安門事件時，中共高層説的那句名言：用兩萬（一說二十萬）條人命換取20年穩定是值得的。百姓性命，相對於保住政權是微不足道的，尤其當人口基數達到14億之高時。

病毒是人為洩漏的還是自然界產生的，這並不是關鍵問題，重要的是黨意和行政的順水推舟默契。打個不太合適但可幫助了解事態的比方：在民主選舉的國家中，選戰時的「爆料」是有意安排的還是無意流出的，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材料問市之後各方的順水推舟默契。一樣都是為了權力，只是民主制度不需要以人命為代價。

若細細品嚐此次病毒疫情的諸多後果，倘若狠心不考慮人命以及民怨，其實都是符合過去幾年的「中央黨策」的：國進民退、為經濟斷鏈找藉口、阻斷外匯流出、美中貿易協議金蟬脫殼、城市居民網格化管控、徹底網路監控、降低人民生活標準期望，是的，還有化解人口老化後遺症、裁剪低端人口。

《 中共和世界，誰扛得過誰？》

20年來，中共在「舉全國之力的財政操作」、「四方撒幣的坑蒙拐騙」隱密戰術，得以在一黨專政的體制下成長，但邪門歪道總有極限，從2018年開始捉襟見肘乃至2019衣不蔽體，現實上在2020年已經面臨一個十字路口：鬆動其一黨專政並在放權體制下繼續成長，或者堅持一黨專政，與與西方主流徹底脫鉤、另起霸主爐灶。2019年，美國開始逼迫中共在兩條路線之間做出抉擇，一切跡象顯示，中共選擇了專政高於一切。而就在雙邊簽署了中方實質上不可能兌現的貿易協定的同時，武漢病毒問世。不論有意還是無意，不論是出於失控還是出於操弄，這場令世界迅雷不及掩耳的風暴，已經實質上造成了中國與西方主流國家的脫鉤。事態再發展六個月之後，國際上只會達到以下兩種結論之一：1. 病毒疫情的經濟後果證明了世界無法承擔一個沒有中共的地球；2. 世界因為中共的脫鉤而發現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2020年的中國經濟情況及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強度，將協助國際在兩個結論中挑選一個。可以預見的，中國經濟將因此次疫情而出現國內外的供應鏈斷鏈、大量中小企業關閉、金融違約潮、失業潮、貨幣超發再超發、通貨膨脹、房地產停擺。接下來，就看是中共扛得過世界，還是世界扛得過中國了。不管最終中共政權願不願意被鬆動，反正這場病毒疫情使得中國歷史的拐點到來了。

（本文原刊於今周刊12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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