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察

#鄉愁的背後往往是政治

王安石的這首詩歌，讀者耳熟能詳，朗朗上口。也常常用這首詩歌來代表鄉愁。

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泊船瓜洲》）

意思是，我離開中央政府到南京任職（1074年），已經有一年了，春風已經再一次吹綠了江南的土地，而我寫詩的現在（1075年）已經到了瓜洲渡口，那時還沒有中山陵的鐘山已經漸漸看不見了。抬頭，一輪明月照著我，我要重返開封的政治舞台了！我，王安石，很快就要回去繼續推行我的新政了。這是詩歌的本意。

『王安石變法』這五個字是當代的概念，說的是北宋最後50年，始於熙寧年間的新政運動，這個北宋版本的『改革而不開放』的主導者是王安石。20世紀的評論者和歷史教科書都對王安石變法持肯定和讚賞的態度，無論是梁啟超，還是黃仁宇，都正面看待王安石的變法，看作是中國史上的偉大變革。體現為

（1）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 “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2）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国家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新的财政收入项目，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

（3）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青苗法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市易法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人民负担减轻，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

以上大致是中國官方歷史課本的說法，也是大部分使用漢字的讀者，經過兩黨的歷史教育後，對這場改革的普遍認知。

但真的如此嗎？

變法始於1069年，距離北宋建國（960年）已經有了109年。距離它亡國（1127年）還有58年。也就是說，王安石的變法是在北宋已經度過了2/3的時間開始的。這時——

北宋的政治
（中央政府在初期的土改、公私合營、反右運動中壓制的地方豪強勢力慢慢崛起，又出現了可能挑戰中央政府的大地主大資本家）

北宋的經濟
（中央政府嚴重缺錢，財政支出超過了稅賦所得，因為官僚體系龐大到難以運轉）

北宋的社會（各地發生民變）、軍事（貧弱、外部有遼和西夏的壓力）也都產生了很多問題。這是變法的大致背景。

但核心的問題是中央政府沒錢，無法運作。無法大撒幣。像1990年代初期的中國一樣，民間社會在10年左右的改革中逐漸變得富裕，但因為稅制的關係，北京的衙門卻收不到錢，這是朱鎔基出馬了。

所以我們看王安石改革的核心，其實是推行新的經濟政策，讓中央政府收入增加，然後才是軍事和其他方面的改革。

怎麼讓政府有錢呢？最粗暴、直接和簡單的方式就是加稅，把稅率提高。但是王安石的經濟思想是『不加賦而國用足』，不直接加稅，而採用金融手段增加國庫的收入。這種做法讓黃仁宇大為讚歎，並認為王安石的經濟思想非常現代，是用中央政府的資本刺激市場，使得經濟總額擴大，從而增加國庫收入。

當然這只是黃仁宇的一廂情願。王安石的經濟改革，先是創立一個機構叫做『三司條例司』，翻譯成現代的話就是『財政稅收計劃委員會』或『財政稅收小組』，名譽組長是宋神宗，實際組長是王安石，這個機構的權力比原本的三司要大。就像習近平設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親自擔任小組組長，從而把總理的權力架構、變相剝奪是一樣的道理。不這樣無法改革，古今都是一樣。

這個『財政稅收小組』推出很多經濟政策，這裡只講青苗法。

青苗法的做法是，中央政府命令民戶（老百姓）在每年夏秋兩收前，到當地的政府部門去借貸（當然名義上是補助耕作）。當年借款的本金，到了收成的時候就要歸還（差不多半年時間），而且要支付利息20%。

意思是你在春季被政府強行規定必須借一千塊，到了秋天你要還給政府1200塊。這就是北宋時代的『被借錢』。不是青苗法而是被青苗法。

根據史書記載，很多地方利息已經超過了20%，達到了40%，甚至極端的80%。黃仁宇認為是非常現代的金融實踐或者梁啟超認為是非常好的『官辦勸業銀行』，結果變成政府向人民搶錢。

那原本的市場是如何運作的呢？原本在春夏播種之際，農民也確實需要借錢購買青苗，而到了秋季穀物成熟後再還。正常的市場運作下，借錢也是需要支付利息的，但是利息所得不歸政府，而歸民間的金融業者。民間的金融業者即便出現了詐欺、放高利貸，本來也有其常規的解決途徑。但是現在變成政府把民間金融行業的收入剝奪掉，變成自己的收入；此外還強制性的要求農戶購買青苗，從而更多增加中央政府收入。

可惡的是政府不但要實，還要名。王安石說，那些民間金融業者都是『兼併之家放債取利，侵漁細民』（大地主放高利貸剝削農民、大資本家壓榨員工），王安石還搬出《周禮》這部古書，說周公當年就是如此。我們政府收取20%的利息這叫理財，這是出於義。而那些土豪劣紳就叫做榨取，叫放高利貸，那是利。

王安石就是這樣的雙重標準。（在《答曾公立書》中王安石就取息二分作的辯解是：「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

為此蘇軾給宋神宗上書說：青苗有20%的利息，這不就是放高利貸獲利嗎？天下以為利，陛下您卻以為是義。天下以為是貪婪，陛下您卻以為是清廉。（原文是「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今天下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貪，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壇也。」）

王安石改革的其他政策，如以後有時間可以繼續講。總的來說，像商鞅變法或王安石變法這樣『偉大的改革』，其本質是中央集權，中央要有權力，必須有錢有兵有宣傳（錢袋子、槍桿子、筆桿子），王安石的根本目的是富國強兵——政府有錢。以現在的政治理念，當然是富民強民。然而漢人政治文化向來不是如此運作。為此錢穆感慨到，王安石的變法讓政府超級有錢，民間陷入困頓，結果，開封的瓦解就是北宋的亡國。

然而唐，即便經歷了比北宋蒙受遼國衝擊更大的安史之亂，首都長安，東都洛陽被攻破，可是依舊挺過去了。何也？因為地方上的州郡財力 ，每一座城池，都存有幾年的米，存有軍裝武器，所以到處可以到處作戰。宋則把財富兵力都集中到中央，不留一點在地方上，所以首都一被攻陷，全國隨即瓦解。（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第三講宋代》）

我一直想寫些小文來檢討宋。皇宋熱愛者心目中的宋，只是類似王安石這樣的知識分子用漢字建構的圖像，像《清明上河圖》的贗品一樣。

泊船瓜洲這樣的詩歌，當然可以做鄉愁解，但中國知識分子的鄉愁，背後隱藏著更多的東西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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