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士博

（文長，慎入）

感謝蔡瑞月國際舞蹈節的邀稿，把握機會整理了這兩年來的一點點想法，同時也是回應朋友 黃守達 關於「三權正常化，二次民主化，一個民族化」 的意見💡

也許最重要的段落如下：

「 作為一個可能在後民族情境中形成的民族國家——台灣，恐怕很難期待這個社會可以擁有完全一樣的過去與記憶；但是，這不代表集體認同或想像只能有爭鬥一種選項。如果我們更有自信，如果我們願意理解跨越(trans- disciplinary)、揉雜(hybridity)與離散(diaspora)也可以是民族的資產，可以將共識寄望於未來，可以將共同的意識型態與價值定義為每個人都能夠接受的生活方式。」

但是也許我會推薦你整篇看完，甚至按個分享，反正週末大家也沒那麼早睡，說不定反而看一看就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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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的爭鬥：台灣後民族論備忘錄

藍士博

 

如果島嶼的歷史可以給我們啟示？我們會看見人的一生往往是理性與感性的糾纏，是躊躇或獻身的斟酌，是在隱蔽或彰顯兩端的持續擺盪。有的人被捲入時代的洪流之中，如蔡瑞月（1921-2005）女士那般成為了禁錮時代中不能展翅的青鳥；當然也有人意識到即使很有可能徒勞無功，卻依然選擇了抵抗的姿態，比如我比較熟悉的史明（施朝暉1918-2019）歐里桑。上個世紀的他/她們，都是在一連串的偶然與決絕、行動與退縮、回憶與遺忘，在一切包括悔恨、怨懟、憤怒、感念、痛心等情緒之中完成屬於自己（或我們）的歷史，然後靜待未來。

 

（不管究竟會不會被看見？）

 

過去我與台灣大學濁水溪社、台灣文學研究討論會等一群夥伴，之所以意外投身「史明經典重建計畫」，最後完成校對《台灣人四百年史》、參與製作《史明口述史》、《實踐哲學：青年讀史明》、《左翼民族》等書，初衷其實只是因為我們無意間發現：原來我們知道的那麼少，但那些真實存在的、應該被知道的居然有這麼多、這麼痛、這麼地應該在他、她與它們還沒有消失、崩解以前被拾回。

 

（即使永遠也不可能完整，也必須去做。）

 

好比說在完成史明歐里桑的訪談以後，我們團隊本來也考慮更進一步透過相關人物的訪談，嘗試組構一面「邊緣台獨」的歷史脈絡。這個想法後來當然是夭折了，僅僅只有認識了張欽泰先生，促成《刺蔣鎮山：一位海外台獨運動者的行動與見聞》這本書的出版。然而，在捕捉、接銜那些存在於時代與世代縫隙中的線索時，我們既訝異又無法否認的是——過去那些差一點點遺落的，可能終究是一個值得緬懷卻再也不會復返的年代吧！

 

又有誰想得到，民族與民族主義會再一次地躍上輿論舞台呢？

 

世界變動得太快，可能連用手指都來不及。我這一代的台灣青年恐怕很難相信，過去讀書時歷經了反殖民、後殖民、後現代、東亞、空間等等的思潮更迭，民族，這個一度被濫用而終至被鄙夷嘲諷的詞彙，居然在21世紀都要過20年以後重新得到討論與重視，成為覺醒青年們願意朗朗上口的詞語。

 

事實上，不管台灣、圖博、東突厥斯坦，甚至香港，民族成為了我們近幾年來抵抗「中国/中共」侵略的思想武裝。然而民族固然有助團結，是幫助我們想像「我們之所以為我們」的思想武裝，但是不能忽略的是，當前關於民族的一切討論，終究是全球化浪潮席捲後的意外復返；而她過去所存在的諸如統合、一元性與暴力等等特質，也不會因為抵擋另一個新的「帝國」而解消。

 

所以我的想法是：在這個21世紀的當下重新思考民族，並不能單純只從過去的民族，而是需要從「後民族」情境來思考。

 

必須解釋的是，「後民族」的討論並非否定過去弱小民族的持續抵抗。我注意到的是：近年來後民族情境的形成終究與三個因素有關，終至促成了整體世界局勢的大規模反轉，刺激了民族主義思潮的復返——中美貿易戰、香港反送中運動，以及武漢肺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是讓「後民族」情境成型的主要原因，即使他們並不完全重疊，卻高度影響了台灣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未來的發展走向。

 

比起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最後結果，美國與中国從2018年開始的貿易戰不僅重要，更直接揭開了21世紀新冷戰的序幕。當中国不被期待扮演世界工廠的角色，當經濟發展不再促成政治民主化的假設，對於台灣來說，美中貿易戰的關鍵其實再一次揭示了我們從上個世紀中葉以來的國際站位——美國隊——而不是底下會談到的「中國人」。另一方面，則是原本被視為和平統一樣板的香港，也在歷經雨傘運動、反送中運動之後出現了意想不到的翻覆。雖然民主派、體制內的反抗者陸續流亡海外，或者被迫辭職，表面上中国/中共成功地壓制了反彈聲浪，卻也注定失去了這個招安台灣的媒介。至於極有可能與中国/中共有關的武漢肺炎（COVID-19），則是在衝擊全世界以後，直接在公衛範疇打破中國現代化的神話。

 

所以，倘若過去我們曾經思考「天然獨」，討論何以有一整個青年世代對於中国/中共抱持警戒的態度，那麼我們就不能忽略近幾年來因為世界局勢翻轉而促成的民族/後民族情境。因為與天然獨相比，她的影響恐怕更為全面、不受世代或社群的邊界所影響，更可能自此發展到不可逆的趨勢。

 

不過底下關於後民族情境的討論，我只有能力談談台灣；而在聊聊台灣以前，則又必須先談那個我們不可能迴避的它者——（在台灣的）中國。因為也唯有從中國出發，我們也才能夠思索何以台灣想像成為了戰後台灣社會的隱藏系譜。

 

我的看法是，即使前現代就存在「中國」兩字，即使1911年中華民國建國後也有許多台灣人對她投以情感或實質的認同。但是，中國及其民族的概念與意識型態工程終究還是一直到了戰後，才因為殖民統治者的灌輸而在台灣社會普及深化（必須注意的是，這其實是一個更接近於「黨國」的版本，與戰前宣稱的「新中國」在質與量上存在很大程度的落差）。

 

一方面，日本統治時期在殖民現代化統治下出現的台灣共同體意識，因為事大主義、祖國情懷等因素的影響下，沒能在戰後提高成為民族的訴求。另一方面，中國/黨國則因為國共內戰敗退的關係來到台灣（台澎金馬），成為了一個只有殖民地而沒有母國的殖民者。這個雙向「欠缺」的情況不僅讓台灣人失去了第一次可以認真思考/想像「民族」的時機點，也讓統治者卸下了過去在中国時無法棄卻的統治包袱，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上採取了各種摧枯拉朽的舉措。

 

政治上的壓迫獨裁，經濟上的清理剝削，社會上的分而治之，是後來討論黨國體制時最容易而簡單的說法。不過拉回到文化層面，統治者如何在戰後的台灣社會「創造」中國？或者說，統治者究竟是用什麼方法成功地讓被殖民者們得以想像、認同中國？是今天我們思索台灣民族何以成形卻尚未完成的、一個重要的參考面向。

 

政治宰制終究還是文化統合最重要的基礎，但是，沒有母國的事實讓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不再存在「內地」、「本島」的對立結構；漢字文化圈的歷史遺產則讓台灣社會只用了一個世代不到的時間，就重新學會了白話文與北京話。教育場域（課程、升學考試）的全面灌輸，黨國附庸（如救國團與報刊媒體）的推波助瀾，在在都讓中華民族想像成為台灣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即使她們又可概分為三，下詳），台灣民族則不得不在海外潛伏，直到黨外、民主化浪潮逐漸興起之後才慢慢成為島內可以討論的語彙與想像。

 

台灣島內的中國想像雖然分歧，其實還是政治鬥爭下的產物，1945年終戰之際，台灣社會缺乏殖民地解放的意識與骨氣，主觀上選擇了中國國民黨的白色中國。二二八事件以後，倖免於難的台灣青年則試圖連結中国共產黨，從而在更廣泛、更全面的犧牲中延續了紅色中国的認同系譜。只是，表面上白色中國與紅色中国進行了長期的鬥爭，實際上有美國第七艦隊持續巡弋協防的台灣海峽，在在都讓台澎金馬的局勢進入了一個穩定的結構，讓台灣成為提供歐美學者理解中國的大型實驗室、統治者可以咨意妄為的禁錮島嶼。

 

不過，大致從季辛吉拜訪北京開始，白色中國與紅色中国之間的關係就開始主客易位、逐漸傾斜，只是不管中國國民黨承不承認，與其說彼此是因為軍事力量的差距逐漸拉大，真正的關鍵其實還是過去三十年來（台灣的）黨國資本在大舉西進以後，「漢賊不兩立」的緊張關係迅速地被一個跨兩岸、互利的政商集團取代，白色中國在中國喪失了立場，紅色中国在開發中失去了理想，這不僅讓台灣島內的統左派失去了意識形態道德高地，也讓過去幾十年來宣稱自己擁有法統、道統的中國國民黨被看破手腳。於是，一開始是2008年的野草莓學運，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再到2014年的318學運。一個略顯粗糙的比喻是，所謂天然獨世代的浮現，就是台灣島內中國想像崩解、淪亡的發展過程。

 

在討論「文化中國」與台灣民族以前，我想談談我的朋友同時也是「2046台灣」成員之一的黃守達對修憲議題提出來的看法。他說：「三權正常化，二次民主化，一個民族化」、「一個民族化，則是打造一個團結的民族國家，擴張充實每個人的基本權利，不管它的國號國旗是什麼，它的未來應該由台澎金馬的每個人共同決定。」

 

我們都知道，民族是想像的共同體，是一個虛擬又真實存在的擬像物。然而如果我們可以再一次地思考民族，在當前這個後民族情境中思考我們是誰？我們現在為什麼在這裡？以後又應該往哪裡去的時候，我們就必須理解：

 

縱使今天民族重新成為了我們思索的課題，我們終究還是必須正視島嶼內部各種不同的歧異性，那些重複發生的內外部殖民與移民，那些隨著時間土著化以及因為全球化所造成的影響。作為一個可能在後民族情境中形成的民族國家——台灣，恐怕很難期待這個社會可以擁有完全一樣的過去與記憶；但是，這不代表集體認同或想像只能有爭鬥一種選項。如果我們更有自信，如果我們願意理解跨越(trans- disciplinary)、揉雜(hybridity)與離散(diaspora)也可以是民族的資產，可以將共識寄望於未來，可以將共同的意識型態與價值定義為每個人都能夠接受的生活方式。

 

那麼這個可能才正在形成的民族國家——台灣，才有機會避免重蹈過去「文化中國」成為意識形態霸權的錯誤，才有可能讓台灣文化可以是一個保持開放的場域，才有可能適當處理各個族群的文化、記憶與創造，才有可能讓這個遲到的國家可以不只是統合排除，而是兼容並蓄地讓每一個人都能夠在這塊土地上找到屬於他、她、每一個人自己的位置。不管是過去，現在，或者未來。

 

這將是我們在這場民族想像爭鬥中能否勝利的至要關鍵。

二〇四六 台灣

玫瑰古蹟-蔡瑞月舞蹈研究社(Rose Historic Site-Tsai Jui-yueh Dance Research Instit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