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台北之四條賭棍／張大春

我的老台北沒有一定的空間座標，有些時候，它漂浮在某些符咒一樣的話語裡面。比方說：「共同攜手度過交通黑暗期」。年輕一些、沒趕上交通黑暗期的人是幸運的，你只消設想：從忠孝東路復興南路口到忠孝東路敦化南路口可以花費半小時，你就會理解：「交通黑暗期」非等閒物，更是何等等閒之物，「交通黑暗期」是有可能消磨你的人生黃金歲月的。

如果你問我：「你是和誰一起攜手度過交通黑暗期的呢？」我會毫不猶豫地答覆你：「當然是高陽。」

在遠離黑暗期之後多年，從忠孝東路頭開車開到忠孝東路尾也未見得需要花上半個小時的今日，我身邊大部分的年輕人已經不知道高陽是誰了，我想這也是生命知見之必然，沒什麼可以大驚小怪的，就簡單說：高陽是我的前輩作家，恐怕也是台灣唯一的一位歷史小說專業作家。就這麼說罷。

在我的記憶裡，無論是任何時間，我出入後來大家稱呼的東區，十之八九是為了赴高陽之約。他當時借居於《聯合報》老闆擁有的一間東區公寓裡，以主筆之銜供職報社，交稿就算上班，也是在東區。吃飯喝酒、還有不吃飯但是喝酒，以及喝酒又喝酒，也都是在東區。通常是他一個電話打到龍潭我蝸居之處，一句話問我：「什麼時候進城啊？」這就算邀約了，我的答覆也總是：「現在出門。」

一開始的兩、三回，他總會補上一句：「欠你的債務，今天要清一清。」他說的是我們一起參與過一次聯合文學主辦的作者與讀者聯袂赴日旅遊期間發生的事。

高陽是個不耐團體生活的人，遊程未半就隻身脫隊先回東京，住進了新宿王子飯店，即使大隊稍後趕去，和他也是河水不犯井水。湊巧的是我和他都在正式的旅遊結束之後多逗留了兩天，我的任務是給當時尚未三通的對岸親戚匯款，他則是要去神田神保町買書。我沒有料到，就在大隊人馬解散之後第三天，我完成匯款任務歸來，卻見他一個人在旅館地下一樓的大廳之中，顯然坐困愁城。

一問之下，才知道他打開了房間冰箱裡每一格飲料的蓋子，卻不知道那蓋子一經觸動，就須收費。他找酒不著，涓滴不曾入口，房費裡卻得支付大約三十罐飲料錢。加之語言不通，和櫃台人員起了衝突。我為他排解了誤會之後，他低聲問我：「還有沒有敷餘的錢啊？」他的意思是要借，他還想再待幾天，逛逛神田、買買書、吃吃喝喝，但是他已經一文不名了。

最後，大約是向我借去了兩、三千美金，確實數字我也記不得了。然而，最初約我見面的幾回，電話裡他總這麼說：「欠你的債務，今天要清一清。」我們最常約的地方是環亞大飯店二樓日本料理店，吃懷石料理，喝X.O，但是並沒有還錢。兩三次之後，我才意會過來：「清一清」三字，在高陽的意思來說，從來就不是還錢；而他付的酒飯錢，早就不知超過了借貸額的多少倍。

如此訂交，前後多年，我才發現：除了應酬之會、點頭之交，高陽沒有朋友。

有一年除夕，我回父母家，他一個電話打來，說：「我就猜你是進城了！」我問他在哪兒過年。他說他在國聯大飯店訂了一個房間，正在自斟自飲，問我可能出門共飲否。我說大年下要陪父母。他說也應該。之後互拜早年，我也沒有多想。然而日後思之，不免憮然——他孤身隻影，怕不年年如是？再仔細一想：國聯飯店，離他借居之地、供職之所，都不過咫尺之遙，花一把錢，在滿城的爆竹聲中換個環境，給自己裝點一些異樣的生活情趣，我怎麼想，都覺得蒼涼得很。

那個年後，我主動聯繫他的時候多了，約者是東，但是從來不離大黑店方圓一里之內。大黑店是一家外銷成衣店，大尺碼、怪風格、新潮設計，與一般委託行或成衣店極其不同，有一種獨立的野性。我從來沒有進去過，但是據上個世紀末的城市觀察家和後現代主義論者聲稱：大黑店就是當時「東區」這個概念之下新商圈的幾何中心，以及精神核心。它意味著西門町的沒落，意味著新潮文化的起源，意味著一整個世代通過黑暗期的黃金年華。

有一回，我忽發奇想，說要帶他走遠一點，不要老在東區混，到中山北路德惠街、農安街，見識一下美式酒吧，帶射鏢的。他答應得很爽快，可是我一局Mickey Mouse沒打完，他仰臉在酒桌上已經睡著了。待他悠悠醒來，說了聲：「不過如此。」我說：這種射鏢運動源自英倫，風靡歐美；凡有吧台處，即能射飛鏢，甚至還有國際賽事的。他仍堅辭不以為然，說：「你要刺激一點的，我們去玩一個地方。」

於是，下半夜我們又回到了東區。敦化南路沿白宮大廈一側轉入東豐街第一個十字路口西南角上。從街面看去，窄門旁窗小燈黑，一片朦朧，闃無人蹤，高陽領頭和門上值班看守的打了招呼，再開一門，裡頭敞亮了，也清涼了，更感覺鬧哄哄起來。人聲？不，完全不是人聲，是叮叮噹噹、錚錚琮琮、稀里嘩啦、間雜著高亢尖銳的電子樂——人呢？一個一個安靜而專注地端坐在高矮不等的凳子、椅子、沙發上，人們操控著拉桿或按鈕，和面前閃爍著十彩晶光的螢幕搏鬥著，偶爾微笑，時而嘆息，彼此沒有一眉一眼的對照。這裡是一個賭博電玩店。

依舊是高陽領路，帶我逕往地下室走去，那裡有比樓上看似尋常客廳更大不止幾倍的空間，一樣的敞亮清涼，一樣的叮叮噹噹、錚錚琮琮、稀里嘩啦，也許是賽車也許是戰場上的電子配樂。

高陽揀了副相鄰兩個空位的機器坐下，指指他左邊的空位，示意我坐，他則從香港衫胸前的口袋裡掏出兩張千元鈔，讓穿呢子坎肩的侍者給換了兩籃代幣，接著跟我說：「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啊！」

在我的面前，是一台俗稱「777」的吃角子老虎機——大約過了半年不到，「777」成了「7777」，畫面由3x3格變成了4x4格，感覺到在拉柄的那一刻，操控上更精進繁複而且貼近高科技了。總之，毫不誇張地說：那是我成為賭徒的第一個晚上。

同樣是在東區，敦化南路東豐街口再往南走不幾步，敦化南路二段西側，有一棟在當時看起來極其宏偉摩登的大酒店，名字也和附近的什麼「財神大酒店」、「國聯大飯店」、「三普大飯店」迥然不同，它就叫「碧富邑」。

日後，拆除重建成辦公大樓的碧富邑，已全無昔日舊貌，而在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它極度誇張的一樓挑高大廳，以及置於其中的超長迴旋樓梯，見證了當時台北人刻意展現其奢華、炫耀、虛榮，以及無所事事而引以為傲的氣質。在許多人的記憶裡，那個大廳的挑高都不一樣，有人說占了三層樓，有人說占了六層樓，有人記得挑高數十米……不一而足。我記得的則是白天裡這裡有開不完的娛樂圈記者招待會，入夜之後則有川流不息的盛裝美女和流連不返的記者。那時節狗仔還不夠多，也不夠壞，眼尖的記者在累積了夠多的記者招待會經歷之後，就會知道哪些盛裝美女是娛樂圈裡出來混外快的。外快如果實在不好混，那樣一個寬綽的大廳，也有足夠幽暗的角落能夠聊事遮掩姑娘們疲憊的容顏和憔悴的神色。

只不過「碧富邑」還有它的生意眼。當此地已經儼然成為文化娛樂圈最負盛名的約見之地，但是一個數百坪那樣空蕩蕩的大廳，原本就是設計了來「不從事尋常買賣的空間」，一旦招蜂引蝶且遠近馳名，卻又怎麼好不低調地運用呢？

不久之後，極簡主義室內風算是低調地被保留住了，至於不能不賺的錢，又是怎麼賺的呢？某一個下著滂沱大雨的傍晚，我在前往「777」的路上經過碧富邑，原本只是想進去躲躲雨吧，不料一推開玻璃大門，就發現大廳裡每隔幾尺就設置了一張沙發、面對沙發的則是一張看似茶几的電玩機台，有的是小蜜蜂打外星戰艦，有的是坦克大決戰，有的是水果盤。音響的確也是叮叮噹噹、錚錚琮琮，只是聲浪不大，也沒有「拉霸」的稀里嘩啦，無論什麼，都顯得高雅寧靜一點。

接著，我就在一張機台邊上看到了正在抽著菸按水果盤的我的上司，《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

高信疆不但是我在《中國時報》的上司，也是一把把我拉上報紙副刊編輯檯的師傅，我該叫大哥、但是無如還是隨著人叫「高公」，那年他也還只有四十出頭。

高公發現是我，臉上透著些尷尬，彷彿做了什麼不大應該的事。他說約了人，但是對方遲到（我私心想或者是他約了人可是故意早到了來打水果盤亦未可知）。總之，那一天我告訴他：我知道還有個地方也有水果盤可打，而且不會像碧富邑這樣，過路的人人都看得見，也人人都認得清。說到後來，我說：乾脆找一天我帶你去罷。他說：「幹嘛還找一天呢？現在就去啊！」我說：「你不是有約嗎？」他說：「不管了，我們走吧。」那時我私心又想：其實應該原本就沒什麼約。

好了！高陽帶我的路，我又帶高信疆的路，有句話說：You will never know where education stops. 這句話說得太對了。世事往往無心插柳，不料卻百年樹人。高信疆顯然迷上了高陽帶我發掘的這一方洞天福地，而且顯然去得比我還勤快。我去的時候總碰得著他，至於我沒有去的時候，似乎他也不常缺席。他甚至還帶了新戰友，也是我認得的人。此公無論置身何處，總是三件頭花色西裝筆挺，與西裝同花同料的小禮帽，花領結、司蒂克（Sticker 拐棍），完全一副英國紳士派頭，他叫勞思光，我從十八歲就讀他的《中國哲學史》。

勞思光告訴我：他最喜歡玩的遊戲就是吃角子老虎，也絕不碰什麼坦克車水果盤。我問他為什麼？他操著湖南腔的國語，很嚴肅地對我說：「那些賭戲沒有格調。」

勞思光是個心思活潑、感知敏銳、氣質靈動的人。他在「777」機台前氣定神閒，從容不迫，有時（應該說經常）停下投幣或拉柄的動作，望著分割畫面沉思，有時竟長達數分鐘之久。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麼，也從來沒有問他在想些什麼。我總覺得他那些考慮畢竟是多餘的，因為他永遠只投一個代幣，任何考慮似乎都只是他對於拉下手柄之後落幣多少的無力猜測罷了。其間既沒有戰術，也沒有技術，所有的，不過是他偶然間綻放的微笑而已。

除了第一次「師傅領進門」之外，我和高陽永遠坐在相隔甚遠的角落，高信疆由於打水果盤的緣故，總是一個人在樓上我稱之為「客廳」的場子裡。

勞思光就不一樣，他總會揀一個離我最近的機台，不時地傾身過來和我說兩句閒話。說什麼呢？有一次是說：他覺得我寫小說總像是在走鋼索，為什麼不到平地上跑兩步讓大家看看？有一次是說：他覺得「高氏打法」總有一天會出大問題。至於什麼是「高氏打法」呢？就是高信疆打電動玩具的手段，總是一次下滿注——如果拿吃角子老虎來打比喻的話，每一拉柄就擲下五個代幣。勞思光認為「每一擊都像神風特攻隊」，這種完全消耗戰鬥力的打法，到頭來一定會潰不成軍。

還有一次，他跟我說的居然是他寫了一首詩嘲弄先前在哈佛任教的漢學大家楊聯陞，那是一首七律，聽來聲調用典都極入港，可惜我當時在意的是賭，只記得那首詩的第一二句：「銳頂崇樓儼刺雲，晚鐘聲細尚徐聞」，說的好像是哈佛大學漢學中心的一棟建築。

賭賽是和機器相搏鬥，消費者就是花錢來浪費生命而已。高陽是最早入門的先行者，也最早因為生病而退出。我始終沒有問過他：連年買局，究竟蝕本若干？

我們四個彼此牽連的賭鬼在那一、兩年裡（或許兩、三年間），漸漸地只是在場中擦身而過的時候微笑打招呼，居然成了點頭之交。因為各顧各的，還就是不同賭盤賭具上的叮叮噹噹、錚錚琮琮和稀里嘩啦而已。

多年以後，我和高信疆在北京重逢。那時高陽已經多重器官衰竭而病逝，勞思光換了外地縣市某大學任教，已經不在台北出沒，高信疆則遠赴北京去打一片不需要他打而他也打不下來的江山。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混著。」

那天我因某一個短期活動赴北京，和高信疆有一次難得的夜談。說到無話可說，他忽然問我：「還拉霸嗎？」我說不拉了。我也反問他：「還打水果盤嗎？」他也苦笑著搖搖頭，說：「賠進去一百多萬，早就不敢再玩了。」我說其實我也偷偷算過一本帳，我大概砸了二、三十萬進去。高信疆說：聽說勞思光前後玩了兩年，居然不輸不贏，全身而退，真厲害，畢竟是哲學家。

接著，他問我：「有沒有覺得那個場子有一種特別讓人放鬆、舒服的感覺？」我說：「特別敞亮、清涼。」他說：「有人告訴我那種地方冷氣機裡會吹出安非他命。」我說：「那要花多少成本？」他說：「不知道，真不知道。」

我知道我是為什麼不賭了，但是我沒告訴高信疆。那是我的一個祕密。我現在告訴你：最後一次我去場子一樓客廳換代幣的那一天，出納小姐把收放現金的抽屜拉開得老大，我一眼看見，裡頭是密密麻麻的窄小空格，每一格裡都放著一個小本子，五顏六色，但是大小款式則一模一樣。

我領了代幣，走回地下室的時候回過神來，那一格一格的小本子，都是存摺。我鄰座的這些哥們兒，就是把存摺押在櫃台上的苦主。

那天我打完了最後一籃代幣，一個人走出東豐街，沿著敦化南路走到和平東路、和平西路，最後走回西藏路的家。天亮了，我爹問我：「忙到這會兒啊？」我說：「忙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