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代码：1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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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中文） 萧红与朴景利（韩）作品中女性生命意识
比较研究
论文题目（外文） Comparison of Female Life Consciousness
Creation in Xiao Hong and
Park Kyungri’s Works
作 者 姓 名
学 科 专 业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研 究 方 向 比较文学
教 育 类 型
指 导 教 师
合 作 导 师
论文工作时段 2018年07月至2019年04月
论 文 答 辩 日 期 2019年05月


























校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天水南路222号
原  创  性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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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与朴景利（韩）作品中女性生命意识创作之比较
中文摘要
萧红与朴景利（韩）是中韩两位著名的现代文学作家。因两位作家的人生都充满底层女性生命悲剧色彩。她们作品的新颖独特之处在于，底层女性生命悲剧一切的根源与女性的觉醒、男权社会有关。为此她们对底层特别是偏远农村女性生命、权利、尊严与地位主体性表现出一种特别的关注。
两位作家萧红与朴景利都呼唤那些农村女性从意识上觉醒，希望这些穷苦女性也要来维护女人本应拥有的权利。她们在创作上，揭示了封建社会对底层女性身体、精神的残酷奴役与压迫,她们的凄惨命运，实际是对男权社会的一种控诉。同时作家从民族文化的深层出发，希望这些底层女性不要再愚昧顺受，要反抗。争取女性本应该得到的自由与尊严。 本论文主要从女作家内在意识的角度进行剖析,从内在意识的界定、性别意识、时间和空间意识、女性苦难悲剧意识出发，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比较。并将女性生命意识作为主题思想进行深刻阐述。 “平行研究”既可以是对文学作品题材、人物、主题、意象、体裁、技巧、风格等等的比较，也对于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等等方面的比较。本论文使用文学研究中“平行研究”的基本方法，就两部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女性生命意识等问题，结合作家作品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女性追求平等、自由的理念的重要性加以对比和分析，力图透过诸多相似性、差异性以及内涵性，萧红《生死场》中笔下的悲剧意蕴，表现出底层社会女性生命价值意识的缺失与群体愚昧;而朴景利《土地》的悲剧，则来殖民时代，农村底层女性个体生命的微弱、悲怆及荒凉。尽管她们的作品中，充满一些讽刺意味，尽管这种讽刺，针对的是那个时代底层女性受封建思想的愚昧无知与男人的野蛮。但作家真正意图是呼吁底层女性的觉醒以及要有勇气进行反抗。竭力痛诉在封建社会，对女性的玩弄、残害、控制压制妇女的传统偏见和陋习。萧红与朴景利作品所体现出的最鲜明特点就是，几乎所有的主角都是女性，她们背负着女性在整个时代和社会中最沉重的封建思想的枷锁。在《土地》和《生死场》中呼唤女性觉醒，在爱情婚姻中对女性生命意识觉醒的呼喊。

关键词： 萧红，朴景利，女性 ，生命意识，比较
COMPARISON OF FEMALE LIFE CONSCIOUSNESS CREATION IN XIAO HONG AND PARK KYUNGRI’S WORKS
Abstract
Xiao Hong and Piao Jing li（Korean）are Chinese and Korean writers of modern literature. Because the lives of both writers are full of tragic colors of the underprivileged women's life . The novelty and uniqueness of their works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root cause of the tragedy of women's life at the bottom is related to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For this reason, they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ubjectivity of life, rights, dignity and status of women at the bottom, especially those in remote rural areas.
Xiao Hong and Piao Jing li hope that those rural women will awaken from consciousness and safeguard the rights that they should have. In their creation, they reveal the cruel slavery and oppression of the body and spirit of the underprivileged women in the feudal society. Their miserable fate is actually a kind of accusation against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Starting from the deep level of national culture, they hope that these women at the bottom should not be ignorant and resist. They should strive for the freedom and dignity that women deserve.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texts of female writers in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period of literary history, and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works of Jiang Jing ai and Ding Ling, Xiao Hong and Zhang Ail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men writers' inner consciousness, it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from the definition of inner consciousness, gender consciousness, time and space consciousness, and tragic consciousness of women's suffering. And take life consciousness as the theme to elaborate profoundly.   "Parallel study" is not only a comparison of the subject matter, characters, themes, images, genres, techniques, styles of literary works, but also a comparison of literary movements, literary trends of thought, literary schools and so on. Using the basic method of "parallel study"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search,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ses the feminine life consciousness reflected in the two works, combining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and the importance of women's pursuit of equality and freedom, and tries to explore the "females through many similarities, differences and connotations in order to find the common law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ir literary creation of "female life consciousnes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The tragic implication of Xiao Hong's 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shows the absence of women's life value at the bottom of the society and the ignorance of the group. The tragedy of Piao Jing li 's Land comes from 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weakness, sadness and desolation of women's individual life in the deep colonial era. Despite the irony in their works, the irony is aimed at the ignorance of the women and and barbarism of the men at the bottom of that era. But the writer's real intention is to appeal to the women at the bottom of society should be given due social status and rights, and they should be respected. Xiao Hong and Piao Jing li tried their best to complain about the traditional prejudices and bad habits of dallying and maiming women in feudal society. The realization of equal rights between men and women is the aspiration and goal of the two women writers.
The most striking feature of Xiao Hong's and Piao Jing li 's works is that almost all the major characters are women, who bear the heaviest shackles of women in the whole era and society. In Land and 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women are awakened. They seek the importance of awakening women's consciousness of life in the "strong life, struggle against death" and "power because of mother love".

Key words: Xiao Hong，Piao Jing li，women’s life of consciousness，women at the bottom









目  录
中文摘要 I
Abstract II
绪论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研究现状 1
三、理论概念的界定 2
四、研究的方法 2
第一章 女性生命意识认知与性别歧视的反抗与斗争 4
第一节 女性生命意识认知重要性不只是知识女性的专利 4
第二节 女性生命意识认知高度决定女性的命运 6
第三节 认识女性生命意识的至高意义及价值 8
第二章 农村女性爱情婚姻关系的重构 10
第一节 对“父亲”的探寻与被损毁生活的恨 10
第二节 女性自我身份的确定 13
第三节 女性的“自救”与“得救” 14
第三章 女性生命意识中的书写 15
第一节 “底层叙事”与“农村女性”生命意识启蒙的必要性 16
第二节 “食”·“性”的冲突与生命意识的重要性 18
第三节《生死场》与《土地》中女性主人公生命意识体现 20
第四章 作家生命意识认知比较 22
第一节 两作家对情的重审与质疑 22
第二节 “灵肉相契”的生命追求与爱欲诉说 25
第三节 悲剧审美的道德内涵 27
结论 29
参考文献 31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32
致谢 33



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萧红与朴景利（韩）是中韩两国现代文学作家。因两位作家人生都充满底层女性生命悲剧色彩。由于两位作家自身时代与人生阅历的关系，她们在很多作品中都体现出一种底层女性被封建思想愚昧、顺从、无我的生命悲剧一切的根源与封建社会、男权社会有关。为此她们对底层特别是偏远农村女性生命、权利、尊严与地位主体性表现出一种特别的关怀。
萧红与朴景利希望那些农村女性从意识上觉醒，来维护女人本应拥有的权利。她们在创作上，揭示了封建社会对底层女性身体、精神的残酷奴役与压迫,她们的凄惨命运的书写，实际是对男权社会的一种控诉。她们从民族文化的深层出发，希望这些底层女性觉醒。争取女性本应该得到的自由、幸福与尊严。而不是受封建思想的束缚、受男人的压制无我的人生命运。
二、研究现状
萧红与国内女作家生命意识的比较作品研究，比较少。与韩国女性作家女性生命意识认知的比较作品就更少了，几乎没有。除了2005年中央民族大学的李秀兰关于《中朝现代女作家作品中的内在意识比较——姜敬爱与丁玲、萧红、张爱玲比较》的博士论文之外，再无此类比较研究的作品。本论文主要以文学历史时期，中韩两国女作家的文本为研究题材,对姜敬爱与丁玲、萧红、张爱玲作品进行比较研究。目前在韩国，有关现当代女作家《萧红与朴景利（韩）女性生命意识比较研究》中，尚未发现有萧红与朴景利作品的比较研究。
主要从女作家对底层女性内在意识的角度进行剖析,从内在意识的界定、性别意识、时间和空间意识、女性苦难悲剧意识的原因以及生命的无助出发，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比较。并将生命意识作为主题思想进行深刻阐述，对死亡与出生紧密相连的时间空间，理想与现实的期待，对生的喜悦与死亡的恐惧、男性给女性人为造成的苦难意识的书写。在时代的车轮下,在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太快与整个社会经济生产力都来不及跟上的矛盾中,历史和现实社会，都给作家生活及创作带来深远影响。而女作家，因在家庭与社会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使她们更能深刻地意识到物质匮乏可怕性、严重性之外更可怕的是被封建思想束缚、压制以及逆来顺受的底层妇女们的精神残害。两位作家在作品中呼吁女性要争取人权与尊严以及女性意识需要觉醒。作家以其深刻的人生经历，在创作中进行了深刻的阐释。

三、理论概念的界定
生命意识——就是一个人对生命的感知理解，是生命个体对生命存在的体验、领悟和反省。是每一个现存的生命个体，对自己生命的自觉认识，其中包括生存意识、安全意识和死亡意识等等。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开始意识到，科学和理性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它们反过来对人类产生了巨大影响。西方哲学家们也开始对人类本身的生命意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德国哲学家 W.狄尔泰最早运用了“生命哲学”这一词语，他试图用生命的发生、发展来发现并解释生命。生命哲学的生成和发展，给人类社会的带来了进步，它把生命本质和意义作为哲学的符码，强调生命个体的心理意识，也就是思想，从个体生命中，体现出对生命意识无限的崇敬与重要。
西方文明进入二十世纪后，由于长期的战争，造成了国家动荡、经济萧条，人类面临着企业倒闭、失业剧增、大量逃亡等等的境况。对前途及生存的意义，充满着绝望。在这种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影响下，危机意识加剧了集体的瓦解，人类无法从国家和社会中，找到安全感、归属感。因此，只能求助于生命个体，开始从自身，思考整个世界。其实，生命，在活动中有不同的生活阶段。生命都顺着本身所客观生存的固有规律活动，而这种本身客观存在的固有规律是由构成本身的组成物质的运动规律所影响、所决定的，这就是生命意识。
四、研究的方法
“平行研究”是对文学作品题材、人物、主题、意象、体裁、技巧、风格等等的比较，也对于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等方面的比较。本论文使用比较文学研究中“平行研究”的基本方法，就两部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底层女性受封建思想的残害之深的生命意识觉醒等问题，结合作家作品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女性追求平等、自由的理念的重要性加以对比和分析，力图透过诸多相似性、差异性以及内涵性，探究两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底层封建思想、受男权思想封闭与愚昧女性生命意识觉醒”文学创作的共有规律与差异性进行阐释。
五、创新之处
以中韩两位作家萧红《生死场》与朴景利的《土地》为例对中韩两国底层男人与女人、生与死的生命意识认知程度的重要性来阐释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些封建思想重男轻女、歧视、玩弄、残害妇女的传统偏见和陋习以及劣根性对女性的残害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在宗法社会成长起来的女性处处受到压迫、歧视和欺骗。她们的人生都葬送在男权的宗法社会里。在这其中，有些女性是顺从的，这些女性就变成了“贞女”“良妻”“好女人”的形象被认可；有些女性进行了反抗，她们就被骂为“淫女”“妒妇”甚至是“坏女人”。本文对愚昧、顺从的女性给自己没有带来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反抗者的结局最终必是遍体鳞伤，无疾而终的感觉。两部作品中极少数的“叛逆者”与男权统治下的宗法社会进行反抗，而多数女人都是看客，从而得出底层女性或者反抗者对生命意识的认知程度的不足与认同程度的重要性。揭示当时男性社会上对于一部分女性特别是底层女性在男性世界里不平等的社会根源和作家在作品中的理论根据，揭示女性反抗男性只有正大光明的理由和觉醒意识还是不够，更需要社会的支持和女性自身的觉醒与认知。

























第一章 萧红与朴景利对生命意识认知比较
第一节 认知女性生命意识重要性不只是知识女性的专利
萧红与朴景利，都是在20世纪风雨飘摇的国家中成长起来的女权主义作家。人们称朴景利是“捍卫女权的英雄”，她对韩民族女性的生命意识觉醒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萧红也被称为“洛神”，用来比喻她人生的悲歌，同时她也是中国底层社会女性的代表。她们的作品，堪称为“时代典范”。她们作品通过时间、空间的检验、沉淀，能够被后世流传、研究，主要因其在重大的原创性、奠基性中，凸显了作者的理念、意识取向、精神追求。尤其值得称赞的是，体现了她们在女性的忧患意识背后所流露出对女性生命意识觉醒认知的深深忧虑。
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人，是时代精神对民族精神的一种体现。萧红与朴景利是中韩两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女作家，两人虽然处在不同的国家，但她们在各自的国家里，都是新文化运动精神的代表，都是对旧时代产生厌恶，在她们的内心深处，始终埋藏着对男性父权不可言说的无限怨恨与无奈。从而成为叛逆的新女性。说她们是新女性是因为她们都是在封建家族制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女性，都受到了父权的压制。她们都对“家庭”始终抱有一种消极、悲观的情绪。尤其是，她们两位都曾进入学校学习，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她们从一个依附家庭的女性，蜕变成一个有思想、有独立意识的社会女性。如此的身份转变，思想认知的转变，表面上的刚强、自尊甚至叛逆，导致她们的情感异常敏感、细腻，她们将自己的情感体验融合自身痛苦的经历，体现于作品中。在她们的作品里，几乎都能看到她们的影子，她们不厌其烦地书写着对家的渴望和对生活自由的憧憬。谱写着女性被封建制度所压迫、被男人所束缚于牵制无自我的人生悲壮的故事。这种对人生的悲鸣、对生命的体验和感悟的创作，从民族文化的深处，揭示出封建男权社会对妇女身体、精神的双重压迫。而有些女性，特别是受封建制度残害至深的农村女性来说，她们对生命意识的认知的重要性，女人应当得到女人应有的权利与自由是她们作品中超越了同类体裁的特殊性。这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女作家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悲剧，一直以来被奉为艺术的最高形式和巅峰状态让人惊心动魄、魂牵梦绕。而一些悲剧小说却能成为经典。看似让人唏嘘不已的结局，但又感觉是合情合理，在那个时代或者是在那个空间那个悲剧就是顺理成章、让人回味、震撼和反思无穷。这就是悲剧的特点。在萧红与朴景利作品上，萧红笔下的《生死场》悲剧意蕴，体现为底层女性生命价值认知的缺席与群体愚昧与对现状的接受;而朴景利《土地》的悲剧，则来自其宗法制度下女性个体生命的微弱、悲怆及荒凉。不能评判这种生活是好是坏，因为不同的人，看待相同的事物也会完全不同。从她们创作的作品中，我们既可以找到女性克服自卑与认命的出路与方法，也可以找到对世界认识于女性生命认知的程度的新方式。站在宗法制度时期的立场看作品，这一切都是自然、女性顺从接受变成了一种习惯；站在社会主义女性立场看作品，可以称作时代对女性不择不扣的一种虐待。如果站在个人立场看她们的作品，那么就可以称作个人对作品中人物认知从一出生就不顺利、生活坎坷，但是无论怎么努力，都得不到上天的眷顾。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对女性意识的残害，男性世界中对女性一再挑战悲惨命运的底线。使底层女性越来越苦难的一生是为了解决或者是试图解答两个问题：一是在近代底层农村女性悲剧的根源；二是、底层女性的悲剧命运让悲伤情绪久久难以释怀。这种艺术效果对作品认知来说，从历史形象、文学形象以及民间形象的认知都会有所不同。从女性生命意识认知来看历史意识、时代意识和集体意识以及个人意识结合起来，就是一个人对女性生命意识认知的高度，也决定了她的生活层次。萧红在其代表作《生死场》中,以底层农村妇女的生命之悲苦，意在体现一种女性对生命意识认知太低，要反抗争取自由的权利是萧红在作品的呼吁与呐喊。朴景利则在《土地》中，“讲诉了横跨1897年东学革命失败至1945年朝鲜解放，以庆尚南道河东郡平沙里村委故事背景” 女主人公以及身边底层农村女性命运的多劫与生活中的悲剧现象。但这些都不能说是造成悲剧的原因，只是悲剧中的一个元素。真正造成悲剧产生的原因是这些底层女性对自身生命没有意识，她们一直认为女性就应该逆来顺受，做男人的附属品作为悲剧产生的原因具体到了每一个女主的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一种人的情感表现最真实自我的地方，而朴景利认为“悲剧诞生的过程中男性不断向女性挑战底线的过程”。而那些女性用自己的无知可怜又可悲的逆来顺受来表现自我的精神世界、有的甚至选择了墨守成规式的生活忍受现实、伪装现实、包裹残忍。在这些女性的精神世界里充耳不闻所有一切与美相背离的东西。朴景利艺术可以这样比喻：封建思想对女性的残害、男权制度下包裹的女性人生百态、人间疾苦表现的淋漓尽致。两位作家以自己独特的视角，从女性的生命意识认知与认知的高度和意义出发，来表现底层女性的悲剧命运。她们的悲剧皆因男人的强权与霸权，皆因女性受封建宗法思想的毒害，皆因缺少知识与经济独立的女权意识的觉醒。下层的认知，是感受到社会的不公，越是会愤怒无比。这也塑造了她们极端情绪化的性格：认知不足，使她们在与男人的矛盾中，找不到合适的解决办法，这让她们更多的陷入到一种窘态，也使她们感受到了极大的生存危机感，满心恐惧却无法突破自我。我们应该从作家的生活和意识中寻找意义，如果把作品，单单看做是一个如何理解底层女性的不幸，而这种不幸是男权造成的，那么如何看待真正的女性本质，对我们理解女性生命意识的重要性，就会形成一种歧义现象。
梁漱溟先生说：“每个人要负责卫护的，既不是国家，亦不是种族，却是一种文化。” 两作家尽管受到了男性的压迫，使他们的各方面发展的能力受到牵制，却没能压抑她们创作艺术能力。她们留下了卓越的文学作品，是中韩现代文学史上绽放女性文学异彩，给与我们一些安慰。[韩] 朴景利 著，刘广铭，金英今 译
第二节 女性生命意识认知高度决定女性的命运
文学作品是通向构成人们日常生活的话语，这个话语大部分是由当时重要文学话语的框架构成。并且在阅读的过程中，也会掺进去当时那个时代人们所关切的重要问题。20世纪20-30年代，中韩两国社会都处在极大的变革与改革之中，社会生活的动荡，不可避免的改变着作家们的创作思路和思想意识。人本身是不含什么社会属性的。人类所有的思维方式和生活观念，都是在后天环境中形成的，与当时的环境和时代观密切相关。萧红和朴景利，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在那个时代，对于女性来说，她们作为知识阶层的新女性，其坎坷人生和阅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注入于作品创作之中。她们为探索女性的人生意义而进行强烈挣扎与叛逆，矢志不渝。
20世纪，对于女性来讲，文学创作，再也不是男人们的特权，女性比男性更有资格在作品中表现她们的心路轨迹。《呼兰河传》是萧红避难香港，带病创作的作品。当时的她，身处异地、病魔缠身、身边没有亲人，她的心境是痛苦孤寂的，呼兰小城，勾起了她无限的回忆和对家乡的眷恋，“每到秋天，在篙草的当中，也往往开了寥花，所以引来了蜻蜓和蝴蝶在那荒凉的一片篙草上闹着，这样一来，不但不觉得繁华，反而更显得寂寞荒凉。”“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的，要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人的手被冻裂了。”“水缸被冻裂了，”“大风雪日子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睡了一夜，早晨起来，一推门，竟推不开门啦。”寒冷的冬天，没有一点儿快乐幸福。
冬天，深藏在萧红的心灵深处。她的寂寞和悲凉，体现得最为真切。此时她的内心，既求生，也求死。这样痛苦挣扎的人生，是极渴望爱的。爱对于她而言，却又是一种奢侈。她的心中好像一片荒芜的土地，留给那个既幽暗、又寂寞的人生去开垦。她既想驾驭自我，又无法对现实做出让步，因为驾驭女性的主权，在男性那里。萧红的孤独、寂寞、荒凉，让人感觉到了一种家国的悲哀。而在朴景利的人生中，最重要的是遇到了民族被殖民，国家被迫参战，这对她的人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在战争中，她失去了丈夫和儿子。她在作品中，展现了那个时代记忆、日常记忆和家庭记忆的痛苦，特别是女性独自带着女儿生存之不易，从而唤起了社会群体对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借助于过去的人生痛苦体验，朴景利和她的主人公们，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女性文学。这也是朴景利作品的精髓与核心。在《英洙和猫》中，描写了战争给人们，特别是给女性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小时候，父亲离家出走，英洙又丢了弟弟，对于母亲来说英洙是母亲的唯一，当英洙长大以后，结了婚但丈夫又在战争中死去，儿子也丢了”。这种创作就是朴景利将自身的影子融进了作品当中。英洙，其实就是朴景利的一个缩影。
灾难和痛苦，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不幸。但对文学艺术者来说，却可能是特别的赐予，是来之不易的财富。因为时代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独特的题材，是作家用任何文学形式都难以穷尽的。也许，就是这个特殊的时代,塑造了许多优秀的现代作家。在特定环境下，她们生存环境，决定了她们的现实生活与视野。女性鼓励女性解放，女性决定自己的生命价值。从而在她们的创作中，体现出一种女权主义思想倾向，揭示出那个当时未开化民族的女性被边缘化的原因。妇女的解放、女权的伸张，无论是从社会发展的层面来看，还是从文学发展的层面来看，20世纪必定是女性变革、命运改变的时代。女性的精神和思想开始复苏，知识女性开始抛弃古老的传统思想，从而确立自己的地位、人格和尊严。她们敢于真实的描写她们的理想与追求。她们改变了长期以来，男性作家统一天下的局面。她们作为女性的亲身感受，使得她们能够直接向传统女性伦理道德观念、女性被压迫的观念发起挑战，其中渗透了作家个人的成长经历，反映了当时女性自身的情况。在还没有完全解放的时代，她们的社会心理、思维方式、价值观、审美观和世界观，对于她们的创作来说，也是一种挑战。两作家历史背景、社会状况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具有某些相似，大部分描写让我产生对生命形而上的思考。生命的意义，特别是对于女性生命在岁月当中固然会有某种沉重，但这些沉重也属于生命的一部分，女性应该勇敢的撑起生命的这种重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快乐。在萧红与朴景利的作品中，主人公大部分都是女性。一方面，可以看到与作者特定的人生经历、家庭成长和童年记忆有关。在与当时国家民族相连接的过程中，她们打开自我形象的心灵之窗，真诚地坦露作家的主题感情、个人阅历、苦闷无奈。另一方面，透过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她们情感的真实。在她们的内心世界里，始终抱有对女性平等、自由的渴望与追求。
近代，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一方面加剧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促使中国萌发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使得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的社会；另一方面，他们残酷地统治剥削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两国本土文化的民族观、历史记忆与民族女性自我的定义、文化在人格形成中的作用等方面，在当时环境中，虽然有些差异，但从女性自我价值、民族文化的认同、精神的觉醒来说，传达了一种女性的新思想与新观念，对未开化的女性起到了启蒙作用。
第三节 认识女性生命意识的至高意义及价值
萧红被称为“人民艺术家”,朴景利被称为“平民作家”。她们是唯一兼具穷人视角与女性视角的作家。她们的作品具有独创性，具有女性的豪迈与张扬，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创作体”。她们的文学创作，是献给穷人和女性最珍贵的礼物。她们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平民或者是农村生活,她们从自己的生存体验感受出发,从自身作为女性的视角出发,细致入微的刻画了一些栩栩如生的平民，以及她们在农村生活的命运,描绘了一幅幅普通民众艰难苦痛的生活画卷,同时，剖析了女性在当时复杂的内心世界、思维方式。对平民以及农村生活的描写,表现出城市平民以及农村平民，悲苦的生存状态和凄惨曲折的人生命运。
萧红的《生死场》，既可以说是20世纪30年代在黑土地上生存的人们的日常生活故事，又可以说是在那块黑土地上，痛苦的家庭及其所养育的那些人们的劣根性，它直接导致了这些女人们的不幸。作品讲述了三个家庭的变迁。开篇与收尾，描写二里半与麻面婆的家庭、王婆与赵三的家庭，以及金枝的家庭故事。三个家庭的空间里，始终演绎着生与死的爱情、婚姻故事，始终充斥着生与死的二元对立性。
美国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认为：“萧红是现代中国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说她伟大,是因为她在短暂的一生中,始终体现了对穷人和妇女等弱势群体的灵魂的皈依。她的爱是善的,她的悲悯与同情是广大的,并且,这些与她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专制性,对社会不公的批判性联系在一起,从而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深度。一边是女性,一边是穷人,这双重视角既是本体的、本源性的,又是重叠的、复合的。
萧红创作的女主人公，大都离不开萧红的经历，大都对亲情缺失。她的人生，除了冰冷和憎恶以外，我们只能看到一丝丝儿的温暖和爱，那便是对祖父的怀念。三次的爱情无果，让她饱尝了男权社会女人的悲凉。因此，萧红笔下的底层女性，其凄惨悲凉的命运皆因男人。她在作品中，经常呼吁女性要自由、要解放。这种情况对朴景利也是存在的。朴景利作品中的女主的死亡，更是家常便饭。在朴景利的眼中，人生是无比悲惨的。无论国，还是家，都充满了屈辱和卑微。无论是当时的韩国，还是朝鲜国，都开始向殖民地化、向资本主义转化，此时，正值韩国人民对日本殖民者“反抗”、“暴动”的高潮期。而日本殖民者，表面上开始对韩国使用怀柔政策，实则是从文化上开始了更卑劣的镇压。这一时期日本也正处于从1910年-1920年文化统治支配转化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统治”，就是在语言上推行“同化政策”，禁止朝鲜人使用韩国语，教化学生全部使用日语。甚至名字都要起日本名字。这就是日本的“皇国市民化”。这种“忠良韩国民”培养政策，让朝鲜人民深深感到耻辱和污蔑，为此朴景利在学校经常偷偷在黑板上写民主、自由的字，以表达不满。当时总督府利用各种手段，把具有民族主义进步思想的私立学校废弃，中学校的英语也改成了日语，而且把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教员全部开除。朴景利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1937年抗战开始，那时朴景利已经10岁，她开始用幼小的心去观察世界，使她不但有忧伤的一面，而且锻炼了她刚强、执着、烈火一样的性格。
每个人的命运遭遇，其实都与国家、民族绑在一起的。“文化统治”、“同化主义”的教育，对于童年时代的朴景利来说，是一种耻辱，是一种失去自我、自由，是一种被强制的“怨”和深深的“恨”所交织的。她对民族的不幸深感痛苦。这些，都是对人的精神、对人的思想的垄断和残害。
萧红与朴景利拥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对女性的关怀。她们努力发掘底层女性，在琐碎生活中的种种不平与压迫，对这些人物，不仅仅同情，最重要的是她们从意识上觉醒。女性要独立、要自由，并以其独特的方式，绽放人性的光辉。比如，在萧红的《生死场》、朴景利的《土地》等中感受到“生活”与“生命”在意义上使不同的。生命是形而上的，也可以说是抽象的。“生活”是具体的、真实的、有一种存在感。就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重来”故此人要尊重生命、爱惜生命。这也是人的生命价值所在。但是作为生活在底层的愚昧女性却被宗法制度所残害，变成了顺从者，投降者，但是这些顺女人也没有多少人真正得到幸福。两作家对于女性人生现状的关注，无不体现了“平民作家”的人文关怀。当然有人批判朴景利在《土地》作品中泄怨的恨比较多，我觉得这是批评者没有研究作品产生的背景以及作者的人生经历以等作品的决断。其实从她的作品中来看，自由她新鲜活跃的真生命蕴涵其中。










第二章 对性别歧视的反抗与斗争
第一节 对“父亲”的探寻与被损毁生活的恨
作家，历来就有揭露社会、唤醒民众的使命。在这一点上，萧红与朴景利确实做到了。她们用文字作为对时代变迁的见证，她们不仅属于时代本身，更属于她们所生活的时代。阅读她们的作品，将带给人们，对女性更多的思考与启迪。萧红与朴景利的人生不幸，都与自己的父亲甚至可以说都与当时的宗法制度遗留下来的思想意识有直接的关系。从《生死场》中，我们看到了北方人民生的坚强、死的挣扎。萧红的观察与超越的笔法，在其作品中处处体现她的思想观点，可以追溯至她早年的生活环境、时代特性以及人生经历。这是作家的一大记忆，许多作家都认可童年的记忆，对作家在作品创作方面影响巨大。受到中国的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的社会关系和伦理道德的双重压迫，使得萧红女性意识形成的首要原因。自她出生开始，身为女性，就被打上了性别等级烙印。作为女性，她不仅要忍受和面对，来自父权男权社会的性别歧视，而且还要承担着来自男性社会的各种枷锁，比如“三从四德”的约束。女人，仿佛天生是为了委身于男人，为了忍受他们的虐待而被造出来。因此，萧红深深的感受到了女性，特别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女性，永远面临着肉体被摧残、被践踏、被奴役，永远面临着精神被扭曲、被伤害、被折磨，永远面临着抗争无路、抱怨无用的悲惨境地。
性别意识是组成自我意识的重要意识之一。人一出生，就宣布了自己的性别。人们已接受了现存社会性别的界定。因此，女性意识与男性意识建立在性别差别的基础之上。而作家的经验认识是一种权威的来源。两作家的《生死场》与《土地》作品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们把“女性生命”与“男性宗法制度”对立的问题直接提出来，而这恰恰是要思考的问题，女性为什么而活？这个问题就是生命意义的问题。我们从这两部作品就可以理解生命对于女性的重要却自己无法去掌握自己的生命。如今社会环境对女性放宽了很多。人类的命运在不同的时代，命运也是不同的。两位作家在作品中更能表现女性对生命的一种哲思。
人类文明，是以牺牲原始的本能为代价而创造出来的。良心，也是一种内心的感觉。意识对人们的影响，不管是在强烈的性别不公平中的反叛，还是在类似的性别歧视社会中成长，都会具有非常相似的性别意识。从外在而言，女性顺从了“贤妻良母”型的教化；从内在而言，男性固守着“大男子主义”的权威。换言之，“男强女弱”的价值观，导致了一种崇拜男性的意识，强化了一种父权的意识形态。这种性别意识，使得人们也感受到了男女的不公平。但是，常态下的感觉，是一种理所应当或者无奈，却无法察觉，女性在社会共同体当中命运的悲哀。萧红无法摆脱现实生活中，男人给她带来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她看透了男人身上那些优越自大而野蛮的劣根性。她在坚硬如冰的情感世界中感受女人的不幸。她在作品中也没能寻找到心灵上的柔软。女主人公在卑微与忍辱之下慢慢成长，在渐渐清晰的人生岁月中，她需要醒悟，需要摆脱这种非人性的残酷现实。尽管封建社会把好的特质划归于男人，而降劣等的特质归于女人，竭力让女人成为男人的附庸，这是何等的不公。
两作家设立的对立的结构与主题以及对立的转化，在寻找一份属于自己对新的生命的理解。无论是哪一方，如果只是固守也就走向了极端，两作家在生与死、生活与命运、男人与女人的对立中需要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点。如果我们对生命的体验、对男性父权的对立问题的这个点去解决女性生命意识问题就会更容易一些。
现代，随着女性的知识、视野的增加，女人开始重新去审视、去界定并且开始欣赏女性特有的价值，开始重新界定什么是女性的价值。她们试图用不断清醒的女性意识对抗父权社会，试图构建一种新的男权中心话语模式，并从中寻找女性的主权地位。女性作家开始对女性自身存在的价值进行思考，将自身的性别意识融入作品当中，鲜明表现出女性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对当下男权社会的对抗与反抗，这些内容在萧红与朴景利的文本中不断的出现，昭示着现代全新女性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
男女性别的天然差异，使得女性，在文学上也是作为男性文学的附庸而受到压制。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以男人的标准作为社会的标准执行的，韩国当然也是如此。男人对女人的规定，就是女人绝对的标准。传统价值观、道德观、伦理观念的差别，性别的分化、父系血统中心、男女有别观念等等，赋予男性以绝对的支配地位。韩国的父家长制形成了完备的体系，并在朝鲜后期达到全盛。“三从四德”成为女性必须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女性被完全排除于公共事物之外。虽然在过去的历史上，中韩两国都出现过出身好或有政治影响的女子，参与社会、管理国家的案例，但都是少数。那时候还没有阶级化和社会化的概念。女性的性别特征，决定了她们作品中自然流露出作为女性较强的性别意识，再加上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思潮的渗透与影响，使得作家们以性别的认同为基础，参与到写作中去，从而更深入的探索现代女性在自主意识萌芽状态下，认识到自我身份确认和定位的重要性，并通过文学创作，来体现强烈的女性性别的意识。比如现代的女作家，其实她们的文学才能并不亚于男性作家，但她们，不仅无法以女性的身份和资格进入主流社会，更不能和男人一样参与管理国家。她们的才能甚至不被鼓励，并被视为逾越妇道和规格礼训，甚至常常受到责难和迫害。
萧红的婚姻，一开始萧红就处在劣势，她处处讨好萧军，萧红在创作上不亚于萧军，但是俩人同时都在创作，她不但要给自己矫正、整理，还要给萧军矫正、抄写。她曾经这样无奈的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我认为，这句话可以这样解读：“女性的世界实是太卑微了”。卑微到失去了自我。第一次见鲁迅先生,萧红一个晚上没睡,为萧军赶制了一件时尚而好看的礼服。她在冰冷的屋子里,拖着病体,一边咳嗽,一边为萧军抄写《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眼睛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许广平问她的时候，萧红说：“晚上不小心碰的”。萧军冷笑道：“别不要脸了，是我打的”。“我不知道你们男人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筒，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我忍受屈辱”。
萧军的不忠，使萧红非常痛苦。她被萧军抛弃，是因为没有“妻性”。1936年她东渡日本，从她邮寄回来给萧军的信中，可以看出萧红确实是做到了“贤妻”的职责。从这些信札中，可以看出萧红的现实生活中的天空是低的，而且是很低很低，低到失去了自我。萧红的苦闷与向往，痛苦与挣扎，只能在作品中体现出来。她作为一个女性的一个切身体验，萧军对她的讽刺、挖苦甚至大打出手，都深深敲打着她灵魂深处的自尊。从萧红的人生中，我们感受到了人的脆弱，生下来就带着性别的无可奈何。萧红无法选择她的性别，她自己也无法改变这种男权的世界。面对人性的弱点，她的经历让人感到同情。萧红希望能超越传统道德思维方式，希望能逾越传统的道德观，从而实现男女平等的愿望中可以看到萧红对女性自由、平等的强烈愿望与渴望的意识没有虚假成分。
女性生命意识是女性自我觉醒的产物，女性通过后天的学习所萌发出的自我意识，使得她们会认同对自己的性别，会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然人。通常，具有女性意识的女性，都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萧红将自己卑微的人生体验、生存危机，在其作品中具体化。女性的独立思考，会使读者在一场场的悲剧中加以体悟，进而认同女性的生命悲剧与不幸，皆源于男人。女人，成为被剥削了人性的工具、牺牲品。她作为女性，其人生经历值得同情，但她本身的生命体验，则非常独特。她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是她与萧军的相遇。她到北平去进行心理疗伤，萧军来信说：“我们俩因为感情不合而闹出来的矛盾，对于文学家来说是很好的材料，值得我们好好思考，写成作品之后就可以为整个民族做出贡献。”从萧红一生的经历来看，她做事确实有很多不妥之处。但在那个时代，对叛逆女性的鲁莽、任性与自负，也是能够理解的。民国时期的这一代文化女青年，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她们作为“五四”之后的青年，尽管，她们都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受害者，她们都深受封建残余的戕害，但是她们追求个性解放、追求身心自由。她们不想活在所谓的三纲五常的压迫之下，为此，萧红在作品中呼吁女性必须觉醒。这个时代，对大多数女性而言，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对于在男权社会中获得了成功的女人，她之所以在男权社会取得成功，是因为她认同了“男权”性格特征的思维意识。
第二节 女性自我身份的确定
萧红（1911.6.1）与朴景利(1927.10.28)都作为知识女性,她们在要求男女平等，在反抗妇女歧视、压迫和侮辱,在争取妇女的独立自由自主权利等方面,其态度鲜明,立场如一。她们没有以传统的伦理观念，去要求男女间的一致性。“男性中心社会”是男性对女性个体的尊重，是认同、赞美妇女对男性的反抗,并把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和顺从，作为一种错误的观点而加以批判。她们看到,在中韩两国社会的底层,在农夫农妇中间,存在着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那就是男女权利平等，生存高于一切。性别问题是与人性问题、人权问题结合在一起的。萧红曾认为男性和女性差异不大,这也只是就生存层面来说。两作家在女性的视域中,多出了一个穷人的视角。这也使得她们成为了女性现实主义作家,从而在作品创作的理念上，不同于一般作家。
在萧红笔下，众多穷苦底层女性的受难与惨死,,更多源于家庭和社会的歧视、侮辱和迫害。正如在萧红的《生死场》她并没有抽象的描述,而是把不幸和死亡，巧妙嵌入于日常生活中。每一个故事，都透出当时人类的愚昧。萧红说：文学就是跟人类的愚昧作斗争。她在创作中直接揭露中国农村的黑暗现实,直接以穷人的视角观察和认识生活，用女性意识或女权意识，来与愚昧顽强抗争。她深受五四以来女性解放思想的洗礼,在她的精神世界里，男女是平等的，权利也应该是平等的。她的人生悲剧，紧贴着她的精神生活。正如她所说,她一生都走的是条败路。个人家庭婚姻情感的挫败，一方面，一直困扰着她,另一方面，又促使她清醒。国家的衰败，无数人的苦难死亡,深深地震撼着她那敏感的神经。故此，她能在描写国家的衰败与人民的死亡中，始终保持着那饱满的“原始激情”。她用最纯净的文字，书写那个时代的黑暗，那个时代女性的苦难。她出嫁还不到四个月，就渐渐会诅咒丈夫，渐渐感到男人是炎凉的人类！那正和别的村妇一样。五月来临的时候，接着发生了两件事情；王婆服毒和小金枝惨死。在她的作品中，处处流露着这样的情绪情感, 始终带有一种女性的悲哀。这也进一步深化了她的悲剧主题。我禁不住替她难过，她作为五四运动女性解放下的新女性，该如何避免那些苦难？女性的独立与否，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促成真正的自由与男女平等？
朴景利的作品中，也不乏女性悲剧的书写，她从出生到18岁成年，都生活在日本殖民的铁蹄下。父爱缺失、随母流离、背负父债、所有的国仇家恨，对她的创作而言，都是避不开的题材。女性的卑微、传统文化道德的羁绊、封建思想对女性的束缚，使她在创作《土地》中，表现出对生命的尊重，对妇女持续承载民族传统的鞭挞，对再造“真实的女性地位”的期盼。争取妇女利益、争取女性解放、主张女权自由平等的思想理念，在她的作品中时时呈现。妇女的道德力量，变成了一种文化权威的象征，使它在国家危难之际，可以与男人共同担当重任的这种意识，成了理解她小说的主导线索。同样，在某些场合，女性绝不会输于男人，男人能做的事，女人同样可以。国家，对于一个女性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女性跟男性，究竟到底有怎样的不同？为什么男女不能平等？为什么女性不能有自由？朴景利大胆的质疑与追问。
一个作家，只有当她的作品内容得到了真正认可，才值得引以为傲。因为精神产品是无价的，是任何物质都无法与之相媲美的。萧红与朴景利之所能够被认可，除了自身的人格魅力之外，主要在于她们为女权伸张正义。她们揭露出伦理、道德的深厚关系，从而折射了一定时期中女性的多重境遇。她们勇敢的拿起笔，在女性与男性间的架构起平等的关系。看似遥不可及，实则近在咫尺。朴景利与萧红相比，她的生存环境也很相似。她的大部分人生，都是头顶炮火、四处逃命、居无定所、艰难困苦。时代的巨变，个人的命运终究是脆弱的。那些为逃命而奔波的日子，对她们来说，刻骨铭心。萧红经历过孤独与绝望，对生活有蚀骨的体验，故此她认为，男人对她的伤害，并不那么痛。我觉得对于萧红来说，实际上心里还是很在意的，如果她的心里真如文章中说的那样无所谓的话，也就不会高举女权的大旗进行反抗了。
第三节 女性的“自救”与“得救”
强者，不能以任何理由，剥夺弱者的生存权利。对于生育问题，是女性的一次生与死的抉择。女性承受身体的摧残，忍受心理的恐惧与勇敢。萧红小说的生育死亡，与我们认为的死亡不同，它是一种非常态下的死亡。就萧红而言，她自身就有过两次。一次是孩子出生后，就送给了他人，直到她去世前，拜托朋友，希望找到这个女孩。这是作为母亲的她，对孩子最后的一份牵挂和眷恋。还有一次，就是她流产了，失去了她与肖军的孩子，对她也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因有了两次生育的痛苦体验。她就对女性生育给予特别的关注，以至于《生死场》集中书写一组女人的命运。五姑姐难产的过程，是血淋淋的，现场描摹的真切和大胆，展示了一幅令人震撼的原生态画面。狗在房后的草堆上生产，猪将生产，五姑姐也难以逃脱女人“刑罚”的宿命。“土炕上扬起灰尘。光着身子的女人，和一条鱼似的，爬在那里”，女人生孩子承受的痛苦，与动物相对顺利的生产过程相比，本来就是一种戏谑，萧红在此长时间的叙事，终于，撕开了人性最后一抹温情的面纱。难产后遭到丈夫的打骂，使女性又加上“夫权”的压迫。如此多重的压迫，同时向临难的女人袭来，让人感到了撕肝裂肺的痛苦她关注着人的生死，也关注着动物的生死。大量的“生死现象”中，渗透着她对残酷社会的批判、对人的愚昧的揭示、对男人的憎恶。可以看出她对当时女性生存状态的否定，对女性作为母亲的伟大与勇敢的褒扬。萧红将生育称作“女性被刑罚的日子”，生生勾勒成一幅幅血淋淋的生育苦难图。使她成为了一名抵抗男权、父权的战士。她的创作，似乎是不自觉的透出了女性因生育而死亡面前，所感到艰难无力的痛苦挣扎。
埃莱娜·西苏说：“几乎一切关于女性的东西，还有待于女性来写。”女人、孩子都是弱势群体。因为生育死亡，女人无声息的死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观念影响下，朴景利对婴儿生命的价值，也曾产生过质疑。她弟弟小时候就因病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最后夭折。而她的儿子，因为国家的战争，没有得到很好治疗，也是生病过早夭折。朴景利对生存艰难的认知、对生命的社会认知。她披露了战争给朝鲜半岛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特别是女性的灾难。她真正要表达的是对死亡人的一种精神寄托。她的小说中，都塑造了无数因战争，而被迫远走他乡、骨肉分离、生离死别的朝鲜苦难人民的形象。《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中最具影响力的论述是：“有意义的人生充满痛苦，而这种痛苦同时也是一种特权。”韩国女性所受的双重压迫，既有封建父权体制下的女性，无条件顺从与缄默，又有在殖民统治下的女性，被蹂躏与被奴役。女性因为男女关系不平等，因为性别压抑造成了女性本有地位的缺失。这种女性被过度边缘化的生存境遇，需要关注，需要改变。女性应该对自身的命运进行探索、思考，女性应该认可自身的生命。她颂扬了在这种极度压迫下，仍能勇敢面对现实的坚强的母亲形象。在她的潜意识里，缓缓流淌着一种女权主义思想。
朴景利的创作过程，始终充满两个特点。一个是女性、一个是生与死。因此女性觉醒是必要的，女性自身传宗接代的生育功之大的问题以及女性在国家社会地位的问题提了出来。这是两位作家贡献在于此。评价两位女作家必须以此为出发点，研究她们的女权立场与作品根本价值所在，她们作为中韩二十世纪女权运动的支持者，敢于直面女性的生存危机以及提出控诉，为女性争取话语权与人权地位具体化，确立了女性生命意识的核心，建立女性生命意识的重要性是值得称赞的。
第三章 底层农村女性生命意识的书写
第一节 “底层叙事”与“农村女性”生命意识启蒙的必要性
在特定历史时期，中韩两国都涌现了大批关注底层农村弱势群体的作家，她们都描写其苦难的生活。底层农村女性的书写，充满浓厚的苦难意识。苦难，几乎成了底层文学的共同特征。萧红与朴景利都出生在农村，她们都处于社会的底层，属于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因此，她们对农村女性的生活，既十分熟悉，又密切关注。虽然两国的国情、时代不同，但她们的创作主题，却十分相似。其实都与她们的亲身经历分不开。
王晓华认为，“底层”概念包含三个层面：政治学层面、经济层面、文化层面。“政治学层面处于权利阶梯的最下端．难以依靠尚不完善的体制性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缺乏行使权利的自觉性和有效路径；经济层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匮乏，没有在市场体系中进行博弈的资本，只能维系最低限度的生存；既无充分的话语权，又普遍不具备认知的能力，因而其欲求需要代言人。作为“底层”弱势群体，他们生活贫困、身份卑微、地位低下，“底层”，其实就是“苦难”的代名词。底层作家采用平民视角来书写现实。他们时时关注底层民众的苦难，通过朴素真实的方式，来反映时代中底层民众的无助和艰辛。
萧红的《生死场》，描写的是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偏僻村庄，它是当时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对人物的心理刻画、对整个故事的把握，可以看出作者十分了解农村生活。《生死场》涉及的人物非常多，并通过麦场、菜圃、屠场等众多场景的变换，将农村广阔的图景，予以真实地展现，史诗性的叙事，让整个故事更加完整。
其实，这都源于萧红的人生经历。她因可怜而可恨，也因可恨而可怜。时代背景和家庭背景，共同造就了她的人生悲剧，让她在爱情的矛盾与纠结中，苦苦挣扎。她虽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追求自由独立，但她的骨子里，却又流露出对情感的依赖。她虽敏感脆弱、自尊心强，但却对现实充满幻想。她单纯善良，将感恩与感情混为一谈。她作为新女性，反对父亲包办婚姻，却不彻底。并因此造成了她既可怜，又可恨的人生悲剧。萧红一生的矛盾与感情纠结，她既没有完全脱离传统女性对男人的依赖，也没有从内心深处出发，去追求独立自由平等。萧红遇事就逃，端木也是如此，惹了事，就让她去处理，尽管她对此很是不满。她自始至终，都没有成为那个时代独立的新女性。每当她遇到危机时，总是从感情出发，却不管这份感情是爱情，还是同情，都将它作为救命药。她的一生是可怜的。在她的母亲那里，她不被疼爱；在父亲那里，她被当作空气；在丈夫那里，她却屡遭抛弃。她作为妻子，女性的天空是很低的；作为母亲，她抛弃了两个孩子；作为作家，她未能拥有良好的创作环境。如此等等的人生经历，让她明白了，只有在文学领域中，才能发挥她的创作才能，才能有她的立锥之地。
汪曾祺先生曾说：“小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以为是思想。这不是理论书上说的思想性、艺术性的思想。思想是作者自己的思想，不是别人的思想。是作家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受、独特的思索和独特的感悟。”萧红的《呼兰河传》、《生死场》、《小城三月》，就是以她的人生阅历来进行的思想书写。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它属于弱势文学。它可以称为“底层文学”的叙事书写。萧红恣意地表现自我个性和思想情感,真切地揭露社会底层群体命运的黑暗愚昧；她流亡、漂泊、饥饿的人生阅历,使她在创作中，可以完全不顾及创作的规矩和读者的阅读习惯。她展现了生活困境里最敏感的因素：贫困、边缘化、受虐、男人、疾病、死亡。但朴景利，却展现出了另一面。除了贫穷、困苦、无助之外，还有亲情、爱与责任。
朴景利出生时，韩国已经被日本殖民。当时，日本正通过各种手段，为了更早的实现通过韩国来侵略中国的目的。便对韩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不仅从政治、经济、文化层面，而且从人的思想精神上，进行垄断和残害。时局动荡和民不聊生的大环境，使朴景利从小就饱受了人间沧桑。自1937年抗战开始，她便开始观察世界、认识世界。尽管，她看到的是一个悲惨的世界，但却锻炼了她刚强执着、烈火一样的个性。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全国光复（解放）。朴景利虽然没有到过战场，但她却从没有远离战争。从出生起，她亲眼看到国家的屈辱、解放，亲身经历了国家的混乱、分裂。战争、死亡，对于她来说，并不陌生。它们给韩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让她心如刀绞。那种每天头顶轰炸、警笛一响起就四处逃命的日子，真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痛。战争，一方面，带给百姓颇多无奈。她的丈夫和儿子战死。但战争，在另一方面，可能是一个特别的恩赐、来之不易的财富。为她提供了一个丰富而独特的题材。也使她的女权主义思想在作品中充分的显示出来。也适应了当时的那个时代女性确实需要像朴景利这样的女性来号召她们的觉醒。但是这种号召却给自己带来了很多的挫折。因为封建思想在当时落后的边缘农村并没有完全根除，从她的父亲案例就可以知道，何况对别的女性的宣传，会招致男性的反对甚至是无情的打击和抱负。这也是这些底层男人们的认知层次太低，这是一种对低端的只知好恶，也是极端情绪化的一族。对于这些人的打击和抱负，朴景利只能够维权。也可以看出人生重要的是见识与认知，对人性的一种普遍认知态度，普遍的社会规律，并在不同的社会差异性中，获得更具理解性价值的认知对当时底层农村女性最急需接受的知识。
第二节 “食”·“性”的冲突与生命意识的重要性
萧红的《生死场》与朴景利的《土地》，都刻画了一个妓女的形象，开启了女性传统的受难模式。女性，在历史和现实中的角色中千变万化。新女性、底层劳动妇女、妓女、疯女人等等的形象,通过文学性地创作，加剧了弱势群体的生活悲剧，深刻地揭示出底层表现生活的困境、无助无奈的事实。同时，也进一步批判了，在群体中女性身上所流露的愚昧性、劣根性。她们都通过文学作品，将底层女性农民生存的贫困、痛苦、迷惘进行书写，凸显出她们对弱势女性的关怀、对女性自尊意识的呼吁、对社会公平等的呼唤。其中，妓女形象所折射出的社会现象，却透视出最隐蔽的社会真实性。新文化运动，女性的解放、自由，日趋高涨，萧红和朴景利的目光，转向更底层、更卑微的女性——妓女，这一被排除在伦理道德之外的群体，社会最卑微的底层女性，她们处处负载着人性的诉求，挖掘这一特殊群体存在的价值，十分必要。
女性，在封建社会的地位，是十分卑微的。韩国（朝鲜王国）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封建社会中，处处体现着“扶阳抑阴”、“男尊女卑”的思想理念，妇女是男人的附属品。所以，底层的女性想要在这样的社会上生存、苟活，似乎除了出卖自己的肉体，别无他法。妓女，依道义，可划分为：才志型妓女、贞洁痴情型妓女、佛缘型妓女和放荡型妓女。萧红的《生死场》、朴景利的《土地》，都刻画了一个妓女的形象。同时，她们都创造出贞洁痴情型的妓女形象。金枝是萧红《生死场》中农村女性弱势群体中一个代表。《生死场》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哈尔滨近郊一个村庄的乡民，在封闭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下，动物般的“生”与“死”，以及在日本入侵后，便初步觉醒的故事。贯穿全书的是三个家庭的变迁。开篇与收尾，写二里半与麻面婆的家庭，“套”在结构第二层的是王婆与赵三的家庭，“套”在里面一层的，则是金枝家庭的故事。在《生死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萧红用独特的女性视角，细致入微地描绘了几个农村妇女的悲惨命运，包括麻面婆、王婆、金枝等等。其中的金枝，令人印象最为深刻。她在男权世界里，卑微而无助的生存、死亡。本文创新性地以金枝的宿命轮回为线索，展现其悲剧命运。金枝丈夫死后，为了逃避“年轻女人都被抓起来”的危险。城市是她选择逃避的最佳场所。“金枝逃到哈尔滨，睡在一条小街阴沟上”，她为了解决生存问题，找到了一份简单的缝补工作。没想到，城市这一大染缸，让“她无助地撕狂着，圆眼睛望一望锁住的门不能自开，她不能逃走，事情必然要发生”，金枝被诱奸，她羞愧难当。她在良心、自尊的双重折磨下，回到了母亲的家，本想得到安慰，却看到的是“母亲拿着金枝的一元票子，她的牙齿在嘴里埋没不住，完全外露，一面细看票子的花纹，一面快乐有点不能自制地说：‘来家住一夜就走吧！”金枝彻底绝望了，最终把矛头指向了社会。“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我恨中国人呢？除此我什么都不恨。” 本想在母亲的家，得到温暖与慰籍，却不想、也不愿感受被物质充斥着的亲情。金枝的母亲，永远无法理解，金枝灵魂的痛苦。自我觉醒的金枝，在饱受蹂躏和亲情冷漠后，选择了尼姑庵，希望在那里，得到救赎和解脱。然而现实残酷到“她想出家庙庵早就空了”，最终的栖身之处，到底在哪里？悲痛绝望的可怜女人的命运，又在哪里？命运，她没有选择。村子里的妇女和她一样，都只有两条路：一是被鬼子抓去；二是逃走。弱小的女人又会去哪里？哪里会容留她？最终却只能殊途同归，出卖肉体。在那个时代，除了金枝，还有太多太多的女性，同样遭受着这样或那样苦痛的弱女子。
朴景利《土地》中的凤仙，始终在宿命式的生命悲剧中轮回。尽管她有反抗，尽管她有自我的觉醒，但在各种压迫下，她还是难以逃脱属于她的悲剧命运。从小就喜欢唱歌的凤仙，和妈妈作为仆人，在主人的家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她的工作，就是每天陪着小女主人瑞熙玩耍，凤仙不仅特别喜欢唱歌，而且唱地非常好听。可好景不长，主人被杀，小女主需要逃走，凤仙为了掩护小女主瑞熙逃走，却使自己无家可归。为了生计，她去了城市，做了戏子，虽然当时只是卖艺不卖身，但随着国家的危难，作为一个戏子，在走投无门的情况下，委身于一个老男人。可好景不长，老男人觉得养她吃亏，就开始想办法把她赶走，此时的凤仙，遇见了昔日自己崇拜的三流作家赵公子，两人便开始同居式，她为了培养赵公子的写作，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拿出，但当她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赵公子却离她而去。情感的迷失、被抛弃的创伤，她生下了女儿后开始用大麻来麻醉自己的神经。却因容忍不了邻里的白眼与蔑视，用投河自杀，来找寻自我的尊严。
试问，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有“金枝”“凤仙”这样的人吗？小说，为什么要如此安排这种人物的命运？小说中的人物，可以是真人真事，也可以虚拟创造。小说中人物与真人真事，不一定相同。因为在小说创作中，会随着环境因素的推进，人物会跟随环境因素改变其命运。因此，主人公的命运是小说本身的环境力量使然，也是作家自己思想意识认知的结果。
经典作品之所以有诱惑力，恰恰是作家对作品中人物命运的安排结果，这种结果就是对人性的深度解读的结果。她们用一种正确的态度，让善良隐忍的品格来引领抉择，在突出恶的过程中，人性“善”“弱”的一面，也同时表现出来，使作品在矛盾冲突中，凸显小说本身的艺术价值。
从古至今,妓女都被社会边缘化,甚至成了丑恶、肮脏的代名词。在“食”与“性”的冲突中，为了“食”而出卖“性”，也是一种谋生、求生之道。因此，我们不应该将她们订上道德的耻辱柱。那是她们的最后一道防线。金枝与凤仙，都是痴情女子。为了生存，她们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还要常常遭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蹂躏。但为了爱情，凤仙愿意把自己的积蓄全拿出来，却不曾要求回报。她既不让人怜悯，也不怜悯自己。这份痴情，回报她的只是生理的满足，但她的心里，依然空虚。赵公子将她的钱花光之后，就依然如故的弃她而去。但她还是期待着赵公子的归来，希望他能与女儿团聚。当她知道他去了间岛，永不回来时，她面对命运的不公，却逆来顺受、听从命运的摆布，她作为人的尊严，几乎丧失殆尽。朴景利对她这种人给予了爱与自由的权利，让她用死来维护了自己残存的人格尊严。善良淳朴而落后的时代，通过妓女的视角，深刻地揭露了丑恶的社会现实，赞扬了人性的原始本真。
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两性关系，不可避免的对女性的要求苛刻。在男权社会里，女性被他们任意使唤、践踏，甚至成了性工具，成了传宗接代的工具。女性，没有话语权，没有决定权，她们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大多只能逆来顺受。女人若是失去了丈夫，便似乎没有了尊严。她们似乎变成了异类，失去了面对生活的勇气。这可以说是女人的愚昧，但归根结底，是封建社会思想的落后所造成女性的无助，才是一切苦痛的根源。人民的悲惨命运，是由整个时代所致。日本帝国主义的压榨造成国家的落后，人民朝不保夕，再加上男权的控制等等因素，共同导致了这些女性悲惨的命运结局。她们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在绝望中走向灭亡；要么在忍受苦痛中顽强地活着。在《土地》和《生死场》中，每个人都在生死中挣扎。妓女形象折射出的社会现实，实则反映了男性的优越意识。就是人们都在唾弃女性，而那些男人难道就不应该受到唾弃吗？为什么这些弱势群体要去承受这些痛苦和非难呢！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时代，女性为了生存而做出了出格的事情社会都是无可容忍的。而根源都是男人也应该受到的惩罚却逃之夭夭，好似天经地义。这不得不说女性要觉醒，女性要反抗，女性需要起来为自己争夺权力。
第三节 《生死场》与《土地》中女主的生命意识体现
中韩两国的女性，已成为旧社会不平等的音符。探讨男权制社会对传统女性意识所带来的戕害的作品，之所以很少，是因为它太边缘化、太沉重了。从20世纪开始，女性解放、性别歧视、性别压迫、性别差异等等问题，成为了全世界所共同探讨的话题，女性的卑微、边缘化成为了一个永恒的话题。特别是在日本崛起之后，中韩两国的人民正处于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压迫之下，中韩两国农村的女性，大都受到了男权制社会里男性的压迫。在一定程度上，韩国女性与中国女性相比，其所受封建伦理的约束和摧残，更加严重。在封建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男权主义,它是意识形态合法化。男权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建立在男性对传统女性的支配和贬损的权利关系之上的。作家在构建人物形象时，将男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潜在的思想意识。男性和女性，在社会现实中，在家庭生活的状态上,都不同程度的趋向了弱势群体女性,最终影响了女性的思想意识。
朴景利属于女性观念比较开放的作家。在《土地》中，她以女权主义理论为参照，兼顾性别社会学等理论，进行文本创作。她要运用女性主义形象的批评方法，对底层愚弱的女性形象进行了新的阐释，主要探讨了人物思想改变的深层原因，从而凸显了她女权思想的转变历程。
萧红与朴景利，在女权主义文学所具有的性别意识形态的共同作用下,在男权主义话语基础之上所进行的女性视角的阐释。她们不仅揭示了男权意识和男尊女卑的思想意识,而且深刻探讨了男女两性关系不平等的原因,从而进一步批判了男权制社会，早日实现女性的自由自主权利。她们从女性所处的地位出发，对男女两性关系的不平等,进行深刻批判，凸显出女性主义所要求的独立品格,呼吁女性要觉醒，要有为自由而斗争的坚强决心。

第四章 作家生命意识认知比较
第一节 两作家对情的重审与质疑
爱情，是男女之间相互爱慕的感情，是男女之间真心换取的感情。情指情感。人类感性的一面，在此表现的淋漓尽致。在萧红的作品中，充满了对“爱情”的追求，充满了对“关心爱护”的渴望，但也只是望而却步。纵观萧红一生的四段爱情经历，几乎都是无疾而终。她作品中的女性，几乎没有幸福圆满的结局。主要原因是她对爱情感到困惑、渺茫。她甚至视男人为“怪兽”、“野蛮”、“冲动的本能”，根本没有所谓的爱情。她因父爱的缺失对她的影响很大，无意识的从男人身上寻求“精神父爱”，但她倔强而又软弱的性格，最终导致了与萧军、端木蕻良的错爱。最终，她认为，在爱情中，女性的天空是低的。无论她怎样的挣扎，理想的爱情，终究还是没有到来。她想要的幸福，寄托于心爱的男性身上，却只能换回：家暴和不负责任。她希望一生幸福，却一生都在漂泊流浪、饥饿贫穷、病痛挣扎之中。她只能将对家的温暖、爱的渴望，最终实现于自己创建的精神家园之中。
萧红作品中的女性，如王婆、金枝、翠姨等等，她们的爱情，最终都被封建枷锁折磨得的面目全非。这些女性的命运结局，都来源于萧红个人对“情”的纠结。她在创作中，也没能摆脱身边男性带给她的影响。女性对爱的追求都是被动的，她们最终的结局是悲凉凄惨的。她是女性解放的具有代表性的女作家，她不断争取女性自由权利，而男女平等则是她心里和精神上的追求。萧红想做一个现代的新女性，祛除传统思想的影响。而反对包办婚姻、反抗男权制度，似乎成为她一生的魔咒。恋爱为婚姻做准备，而她的爱情，却是婚姻为爱情做了准备。她的婚姻，充满了管控、卑微，处处是男权家长制，而恋爱双方，却终因缺乏坚实的爱的根基，枯萎了。
世界上的爱情，没能开花结果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不够爱。萧红见到萧军的时候，我认为就不是爱情，似乎只是 “英雄救美”。他们从见面到在一起，并没有什么爱情的基础。性格迥异的两人，其实是很不合适的。从性格方面来看，萧红是新女性，具有女权思想意识，而萧军，却是在封建专制下，具有很强的男权意识。她在与萧军生活的两年中，被当作萧军的私有物，不仅为他洗衣做饭、抄写剧本，还要以夫为荣、以夫为尊、以夫为贵。她的才华，在萧军的眼里，根本就不存在。萧红将男人的堕落与不忠，只能归咎于一种疑问与出走。她觉得，难道因为是男人，就可以对爱情不忠吗？此时可以看到，她的软弱、无助。似乎，她最后怀着他的孩子流产，也是对萧军的一种报复。当然，萧红的独立意识，在他的眼里，甚至成为被丑化、被讥笑的对象。由此，可以看出，二萧的爱情，根本没有从一而终的可能性。萧红一生追求女性的自由，但她一生，却被自由所困。她一生都在渴望爱和被爱，并且奋不顾身。她一生渴求幸福，却始于悲剧，终于悲剧。她反抗男权的努力，就从她20岁就已开始，但以后种种不幸的经历，让她明白，反抗男权是无果的。“我不求情爱，也不要名分，我只要你对我好就好。”这是萧红在她的第二场婚姻中的一段话。如果说，爱情是一场博弈与长跑，那么后来的事实证明，萧红又一次在爱情上败北。她的一生是被亲情、爱情和社会抛弃的一生。她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因为遇人不淑，更是由于她自身的矛盾。她没有彻底看清自己，没有彻底明白，当时社会与时代的问题。她渴望自由，可以不顾家里的反对，出走北平。但又做不到完全的独立，一辈子都在依附不同的男人。而这些男人，却没能让她依附。萧红曾说的：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只留下半个红楼，留给后人去评说。
朴景利相对于萧红，要好很多。高中毕业，她就跟当时首饰店的学徒工结婚，生有一女一子。原本幸福的家庭，却因战争，蒙添了一道阴影。丈夫在战场上去世，迫使她不得不扛起家庭重担。她走出家门，寻找工作，终于在一家银行当了职员。可天有不测风云，儿子的病死，对她的打击非常大。她把“家庭的不幸”归结于那场战争、社会。她对当时社会的非常不满，但她不知道到，要到哪里去述说、去发泄她的委屈愤恨。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受到金东里（一位著名的韩国作家）的指点，便开始写作，她的大部分作品，叙述的都是战争中的女人，失去了丈夫与儿子，女人与女儿相依为命，为生存而生存的故事。直到后期，朴景利才把自身的苦难，升华至国家的苦难。她开始创作更加恢弘的作品。如《土地》中，李永的三个妻子的形象，让人容易想到，爱情究竟是什么？但是没有结果，因为人本身，就没有爱。她的这种观点，源于她对父亲的恨。使得她对爱情没有信心，她认为男人就不应该有爱，也不应该得到爱。李永的人生当中，就时时影射出这种观点。李永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长得很帅，品德也好，是个有担当的男人，就连催参判，都要让他一尺。但他的爱情，却没有开花结果。李永爱上了青梅竹马的月仙，因月仙的妈妈是神婆，李永的母亲找到月仙的母亲，严厉拒绝了李永与月仙的婚事。月仙只能远嫁于大自己二十多岁的修鞋坡子。李永的母亲，在邻村给他娶回来一个嫉妒婆江清。没有爱的婚姻，两人倒也相安无事的过日子。可偏偏有一天，月仙回来给母亲上坟，被长嘴婆琳儿母，偷偷告诉了江清有关月仙与李永的事，从此家无宁日。李永每天晚回来一会儿，江清就在家里坐卧不安，担心他与月仙去约会。当他听说月仙因被丈夫毒打才回来时，他明白了，月仙嫁过去吃了很多苦。他将这一切，都归结于自己。自责，使他心里无比的愧疚。而他的妻子江清又是一个醋坛子，总是有事没事翻翻她的醋坛子，在他面前提起月仙。这让他又陷入于矛盾纠结之中。
后来，李永听说月仙在镇上开了一个小酒馆，就找机会去赶集。顺便去月仙的酒馆喝酒，时间长了，两人的感情再度升温，这让他感到无比的幸福。但好久不长，李永的妻子趁他不在家的时，偷偷跑到镇上，打了月仙，并砸了月仙的小酒馆。致使月仙，不辞而别。李永又再度陷入了迷茫、痛苦之中。他失去了月仙，恰如失去了人生的希望一样。他开始赌博，但凡赌必输，最后连自家的唯一牲口，也被赌了出去。就在他心灰意冷的时，琳儿母因丈夫间接杀害崔参判，而受牵连，被族人赶了出去。无家可归再加上琳儿母，早就被李永的男人味所倾倒，她便借此勾引他，而李永看到她的可怜，对她施以怜悯，却导致她怀孕。糜烂的生活，让嫉妒婆江清碰到了对手，无奈之下，她认可了琳儿母。因为江清看到，李永根本没有把琳儿母放在心上，而琳儿母要的，只是有个居所。有如此机会，琳儿母当仁不让搬到了他家里。此时的李永，对家依然是不管不问，反倒是两个女人，一起去地里干活，就这样，日子在争争吵吵、打打闹闹中逝去。一场瘟疫，让他的妻子得了温病，在她死去的那天，琳儿母给她生了一个儿子，叫李宏。按理说，人生到此，他可以回归家庭，与琳儿母跟儿子好好生活。但戏谑的的是，由于战争的影响，李永带着琳儿母和儿子在逃难的过程中，又遇到了月仙，此时的月仙，依然是一个人，眼里的愁苦与爱恋使李永感情复燃。安静的家庭又被打破。琳儿母变成了第二个醋坛子，对待李永比江清，更是加倍嫉妒与抱负。她无法让李永与月仙好，她无法接受这种现实。此时的他，对月仙说：“为什么总是在不合适的时间遇上你”。在作品中，李永与月仙体现的是真爱，但却永远无法在一起。月仙只能是无名无分的跟随李永，永远是被他的妻子以白眼、谩骂、伤害作为发泄对象，她甚至还要拿出钱来，养活李永一家人。在这种充满爱恨情仇、贪婪背叛的复仇过程中，朴景利将人物之间的矛盾和爱憎关系，展现的淋漓尽致。最终，月仙在忍辱之下病死，李永也得了半身不遂，受到琳儿母的报复。在痛恨与无情中，琳儿母得了癌症离去，只留下孤孑的老人李永。情到底是什么？李永有三个女人，最终他对三个女人都表示，一切都是自己的错。但他，其实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爱过琳儿母。就算爱的是月仙，他却在她活着的时候，没有给她丈夫般宽厚的肩膀。他给月仙留下的，只有伤害。
可见，朴景利对于这样的男性，也没有放过，李永依然得不到爱情，依然是鳏寡孤独者。除了李永以外，《土地》中的崔参判，因去城里找了妓女，染上了性病，无法面对美丽漂亮的妻子。为了保持自己的自尊，他每天对待妻子的都是一张冰冷咳嗽的扭曲的脸，最终被下女因勾引不成，反被杀害。而崔参判的同母异父的弟弟九川，爱上了自己的亲嫂子，在一个雨夜，两人私奔，为了避免崔参判的追找，他们逃到深山里。嫂子最终因为恶劣的生活环境，生病无钱医治，再加上想念女儿撒手而去。留给九川的，只是无尽的悔恨、痛苦、孤独，他只能用自残来发泄人生的恨。
纵观小说创作，可以看出朴景利独特的精神世界，体现在对男人“恨”的一面上。即使这些男人爱的真实，即使他们找到了真爱，也是暂时的。在精神世界里，人人寄托的都是“恨”。朴景利的作品，间接的述说女性被伤害的痛苦，从男性的视角出发，他们有感情，最终不能控制感情，他们能超越感情、超越恨、超越伤痛悲哀，体现了爱恨情仇的交织与纠葛。结局就是你想要的，肯定不会是你的。
第二节 “灵肉相契”的生命追求与爱欲诉说
爱欲是一种压迫。萧红笔下的妇女,往往身处病榻之上,她用鲜血和疾病，塑造出一个个中国妇女的悲惨形象。萧红的《生死场》中，对于金枝的乡村生活的描写，让人触目惊心。十七岁的金枝，还是个对爱情、对婚姻充满期待的少女，在与同村的成业的缠绵中，她体会到了爱欲的滋味。“金枝听着金鞭响，听着口哨响，她猛然站起来，提好她的筐子惊惊怕怕的走出菜圃。”每次“口笛不住的在远方催逼她，仿佛她是一块被引的铁跟住了磁石”，她迫不及待地回应口笛的呼唤。金枝，不同于农村任人摆布婚姻的女人，她勇敢地去自由恋爱。但她不得不，独自忍受着妇女们的流言蜚语。“上河沿去跟男人，没羞的”，只是针对的金枝辱骂。却从不会指向，发起性行为、主导此爱情的罪魁祸首成业。金枝和成业，总共接触过三次，她觉得肚子变成个可怕的怪物，觉得里面有一块硬的地方，手按的紧些，硬的地方更明显。等她确信怀孕的时候，心里立刻发呕一般颤栗、恐怖。她怀着孩子，也怀着对婚姻爱情的憧憬，嫁给了成业。
金枝的爱情，是建立在性的基础上，人的本能所支使发生的爱情。哨声是金枝爱情的呼唤，金枝既期盼这样的哨声，也害怕这样的哨声。在她的爱情中，看不到成业有多爱金枝。“发育完强的青年的汉子，带着姑娘，像猎犬带着捕捉物似的，又走下高粱地，吹着哨声他“觉得人间是温存而愉快”的。他从没有为金枝着想，流言蜚语带给金枝极大的痛苦。怀孕对金枝的可怕。男人也不关心，这根本不是爱情，只能看做是，在本能驱使下得到兽性的满足罢了。金枝不过是发泄的工具。她挺起日益鼓起的肚子，走进了婚姻。她绝不会想到，成家后的男人，变得暴躁而恐怖。成业的婶婶说：“我怕男人，男人和石块一般硬，叫我不敢触。”在萧红笔下，女性的爱欲，往往伴随着单纯与无知、迷茫与痛苦。她们也往往承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苦痛。而造成她们苦痛的人，恰恰，就是她们身边所“深爱”着的男人。萧红用独特的女性视角，表现出了女性，根本没有被解放。我想，萧红将自身的爱情悲剧，通过小说来进行无声的控诉，暗示了小说与她自身的阅历息息相关。
     韩国，在古朝鲜的历史中，封建儒教思想、妇女贞洁观念对女性的摧残伤害，相当严重。女性，一般被男人称为“内眷”，她们主要是生儿育女、侍奉公婆、打理家务，而男人，为了确保血统的贞节，提出了“大门不出、二门不入”的规矩，强化家族血统的纯粹性。却扼杀了女性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到了近代，自1910年朝鲜被日本殖民开始，“性买卖法律”被通过，公然承认公娼的存在。此法律通过后，朝鲜女性对于贞节观，形成了一种新的挑战。     
朴景利的《土地》中，尹氏夫人被东学党的首领金介周奸污之后，女性的自尊与颜面，致使她一直想死。直到被寺庙的主持解救之后，才发现她已怀孕。她不敢面对自己的长子“崔参判”，每日在庙里祈祷拜佛，直到第二个儿子（私生子）金焕出生，她把金焕放到庙里，才启程回家。这种失身之痛，让她耿耿于怀。20年后，东学党运动失败，首领金介周被杀，金焕也被追杀。也许是心里对母亲的思念，致使金焕逃到尹氏夫人府上，要求做一名下人，被尹氏夫人应允。此时尹氏夫人的内心是复杂的。偏偏长子“崔参判”对金焕的到来，却非常注意。也许是天生孽缘，崔参判对尹氏夫人以及金焕，一直怀有疑虑。在这种痛苦交集之中的金焕，更是无法释放自己的感情。每当夜里，他都会跑出去大声呼叫，以发泄自己的感情。偏偏每晚跑出去大喊的地方，是崔参判家的家庙旁，而每晚去家庙祈祷的崔参判的夫人，都听到了金焕的怒吼、痛苦。两个寂寞的人与两颗寂寞的心，再加上他内心对母亲的怨、对兄长的怨，使他不顾一切的爱上了嫂子。在一个大雨磅礴的夜晚，他与嫂子逃离了崔府，最后，两人逃进了深山。身为大小姐的嫂子，无法适应深山恶劣的环境，充满了对女儿的思念与愧疚，使她抑郁成疾，不久逝去。金焕失去了心爱的嫂子。她听说母亲因瘟疫而死，兄长被杀。他自愧难当，带着满身心的怨恨，最终走上了爱国的道路。
朴景利这种充满爱欲情仇的创作，凸显了一个很重要的女性生命价值观。“嫂子”为了爱情与金焕私奔成功，进入了深山，本来两人的愿望实现了，就可以幸福快乐的生活，但偏偏事与愿违。封建思想的束缚与母性的慈悲，使嫂子在思念女儿与歉疚中死去。作品刻画了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具体的生活背景，把一个原本有着温情性格的正常女人（嫂子），变成一个不伦女，她的悲剧下场，对于朴景利来说，必须让她用死来偿还她的“过错”。而弟弟金焕，虽然抢了哥哥的妻，“嫂子”时候，一生未娶，一生都沉浸在懊悔、痛恨之中。最后他跑到母亲的坟前，彻头彻尾的致歉，以忏悔来赎自己的罪过，来圆满这场受害者成为加害者的孽缘。
朴景利的文字魅力，在于把当时人们生活的环境与人们的思想与观念，阐述得非常通透。爱，固然美好，但美好的背后，却暗藏着多少怨与恨。悲与情。在那种环境下，女性的力量是微弱的，女性的声音是低弱的。女性，只有遵循着封建道德的规矩，才有活下去的可能。否则，就只有用“死”来求得解脱。
第三节 悲剧审美的道德内涵
悲剧的诞生，离不开作者对于人生道德的感悟。道德是人文思想对人产生的教化。道德价值观念，至今仍留在中韩两国人民的心目当中，仍然保有着良好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同时，它也成为衡量人性的一个尺度。中韩两国的道德文明，对整个社会、文化、教育，乃至个人思想的影响很大。萧红与朴景利的作品，主要从悲剧的环境、情节、人物作为切入点，通过对艺术的加工，看到女性悲剧根源。
女性的悲剧根源有三点；一、她们非常重视，悲剧人物对人性的善良和道德价值的影响；二、她们努力让悲剧人物，保持自己所认为的道德，悲剧人物在遭受的不幸和痛苦中发现美好，这蕴涵着深刻文化内涵；三、悲剧人物通过自身遭遇，来反映底层社会女性道德底线，充满对女性愚昧的批判，充满对女性觉醒意识的渴望。
萧红的《生死场》中，“王婆”以女性异类的身份出场，三嫁男人。她的精神停留于封建时代，而社会现实，却是国家已处于半殖民地。这种精神与现实的不同步，造成了王婆极度悲剧人生。王婆是有反抗意识的，她想用自杀，改变自己的命运。她勇敢的与狗——到底不是狼——的人，结了婚，与第三任丈夫决裂。封建文化，不仅剥夺了王婆的家庭，也使她承受着精神痛苦。王婆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她勇敢的以自杀来与封建专制相抗衡。她想要突破女性的精神枷锁，但却被世俗压制。王婆的复活，也是萧红强烈的求生欲望的反抗体现。王婆的悲剧，暗示现实社会中女性的生命几乎被忽视，女性的地位处于社会最低层，甚至作为独立人的资格都没有。海德格尔说过：日常生活就是生死之间的存在。王婆在生活的轮回中艰难挣扎，女性的悲剧，所暗示出道德、人性对于女性的压抑，这种暗示，让人思考女性的悲剧对道德的反向影响，以此显示道德的重要性。
儒家文化，对弱化女性地位、强化父权制社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朴景利的《土地》中，最为重要的思想道德主线，就是人性的善与恶。女性在善与恶的社会中，卑微、善良、坚韧。女人之所以如此的地位，皆因为儒教，起初作为反映韩国现世的、实用的世界观，来维持能动的社会秩序。从三国时期开始，它就被中央统治所利用。而到了朝鲜时代，高丽王朝便放弃了佛教的道德影响，彻底以儒教为根本，实行王道政治。从此，“儒教”中的伦理成为维持家庭、社会、国家秩序的基本道德概念。
随着儒教思想在朝鲜持续的普及。朝鲜社会从朝廷制度到家庭琐事礼仪，出现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在家族伦理方面。朴景利从小根植于心里的恨之情绪，跟国与不国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在其作品中，女性的命运通常蕴含着悲剧意识。她的具有浓厚悲剧色彩的艺术作品，展现了底层女性对命运的顽强抗争,体现了对民族悲剧性格的自醒式思考，对女性的生命意义的思考，对道德渗透在意识中的生命热情的抒发。
《土地》中女主人公“奶奶-尹氏夫人”的形象，独特的表现出对生的坚韧的悲剧意识。她早年失去丈夫，被金才柱强暴后，生下了“私生子”金焕，这在日后，成了她“不伦”和“悲剧”的伏笔。金焕，拥有俊秀的外表、高贵的人品。他隐姓埋名的进入了尹氏夫人家当仆人，后跟嫂子—瑞熙的母亲产生了感情，并双双远走高飞。从此，尹氏夫人的脸上，失去了笑容。她作为家长、作为地主贵妇人，数次忍受侮辱，却自杀未果。在如此尴尬的境地中，她忍受着大儿子的怀疑与蔑视。崔弛洙（尹氏夫人的大儿子）对待每件事情都非常冷酷、很爱发脾气，不轻易相信女人，更不相信母亲的清白。自己的妻子跟自己的同母异父的弟弟金焕（尹氏夫人的私生子）私奔后，他立即追究其行踪，之后贵女（自家的下人）设下阴谋，被金平山所杀害。至此尹氏夫人为儿子报了仇，可谓母亲偿还了对儿子崔弛洙的歉疚之心。她最终因传染病而亡。女性至难的生活经历、母性的无限宽容、至高的母性原理等等的道德观、价值观，都是朴景利想要真正展现给读者的。
朴景利想要体现的男女关系的理想伦理是：男女夫妇之间的相互尊重、角色分工。从韩国传统女性观来看，男女、母子、夫妇之间的差别与区别的伦理，同时并存。“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封建道德理念，根本无法逾越。尹氏夫人一生，对自己的大儿子心存愧疚、无脸见人。这种差别，表现在男性，就是被规定和理解为：支配、强健、尊贵；相反，女性被规定和理解为：服从、柔顺、卑贱二者，形成鲜明对比。每一个想法，就像种子一样，只要你种下，就会发芽和成长。她们的思想，影响了当时一批女性思想意识。从中可以肯定一点越是乱世越能显示人性的光辉。人格的力量越是在困境越能迸发出千古的能量。




结论
萧红与朴景利的文学作品在各自的国家中，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性。在中韩两国现代女作家中，萧红与朴景利独特的人生境遇、深邃的思想，正穿透漫长的世纪，给人们展示出20世纪30年代底层女性生活的真实一面。她们的创作，个性鲜明、风格独特。她们在作品中的女性意识的凸显，对女性产生很大的影响。女性意识是女性自我觉醒的产物，是女性通过后天的生活阅历所萌发出的自我意识，是女性在对自己性别地位认同的前提下，将自己定位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自由自主自尊的人。女性意识，让她们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有助于澄清社会强加给她们的性别特质，促使她们进行思考、辨析与批判。
20世纪20到30年代，受西方女权运动的影响，反对歧视女性，使女性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实现两性权利完全平等，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运动与流行趋势。萧红与朴景利就是受此运动影响的女性作家。她们身为女性，从女性身上感受到的女性的卑微，感受到在男权制社会下被歧视、被玩弄、被残害的传统偏见和恶习。而这一切，都必须要从女性自身的觉醒开始。特别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女性，她们难以摆脱被压制的命运。为了让更多的女性意识觉醒，她们拿起犀利的笔，创作出无数杰出的平民女性与农民女性的形象。
封建思想，不只残害女性，更鼓励她们忍受一切灾难和不幸，让她们愚昧的认为，做女人就应该受气，就应该被欺辱，从而没有自我意识。《呼兰河传》中的团圆媳妇的死、王大姐的死，虽然都因封建家庭下的愚昧无知而丧命，但更多的是与那些残忍的、善良无知的周边人的戕害有关。她们潜移默化的成为了杀死女主的帮凶。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充当男权社会的统治工具，维护男权统治，压迫自己的同性。自古以来，同性间压迫手段，往往更狠毒。从中可以看到，团圆媳妇的婆婆是为了平衡自己曾经的苦难，进而寻找心里的平衡。同时，可以看到，女性对于同性的理解和同情，反不及男性。这是萧红创作的一大典型特征。萧红对女性的关怀，究其原因，她也是个悲剧的女人，一生都试图追求的幸福、自由、独立，却因依附于男人，而终未能有所获。
朴景利生活在韩国社会家庭结构中，男女之间，具有严格内外之分，彼此互不逾越。女性，理所当然要接受“封建礼教礼仪得体”的教育。朴景利在男女之间不可逾越的、森严的鸿沟当中，揭示出在假性的文明下，隐藏着更挫裂的行为。从中可以看出，女性承载的压迫与文明的矛盾。儒家文化与政治，成为韩国男性性别身份的象征，也由此造成男女之间不平等的地位。从朴景利自身的境遇来看，她的“父亲”的就是一个色徒、没有责任感、自私的大男子主义，故此在她的作品中，很多男人在外面寻花问柳，拥有多个女人、而女人为了生存，去作妓女，却被世人所不容。有良知的女性，必须用生命偿还其所谓的大逆不道的行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些无助的女人，只有生命是最珍贵。男人不忠的行为，只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这是朴景利对女性关怀中，亟待去审视思考的重要问题。传统思维模式，都是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而成，对于女性，生命与传统，哪一种更重要？我们应该去固守传统，还是珍惜女性的生命？这也是她对男女性别不平等体系的抗议，在《土地》中，“凤仙”用死来提出了抗议，女主人公崔瑞熙，作为地主的女儿却嫁给了自家的佃户，而且把土地都分给了农民，自己只留下一点点徒弟，作为生活所需。她用一种抗诉的心里，淋漓尽致的来表现了女性需要自由、需要平等、需要自主的爱情。朴景利的创作，给当时的女性一个震撼，从而开启了女性自我意识的思想，使女性能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大胆的去寻找自己的婚姻、爱情，从而达到一种女性的人文关怀与心理满足。
从20世纪开始，女性解放、性别歧视、性别压迫、性别差异等等问题，成为全世界探讨女性的问题，女性卑微和边缘化地位成为了一个永恒的话题。特别是在日本崛起之后，中韩两国都处于屈辱和压迫下，两国的农村女性都受到封建思想的浸染以及男权封建制的双重迫害。韩国受封建儒家思想的制约与中国女性相比，似乎更为严重。在萧红与朴景利作品中，俩作家对女性生命意识认知的理念是一致的，底层女性是卑微的、可怜的，她们急切需要救助、改造她的的命运，同时，改造当时世界的女性地位，迫在眉睫。她们对底层女性境况的关注和支持，构成了女性生命意识觉醒的认知。“如果我们没有经历或多或少的苦难，我们又如何知道我们的存在?除了受难而外，我们又如何能转向自己而获取到深思的意识呢?” “也只有男性和女性都意识到建立新型的男女关系的重要性时，这个世界才是人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史上，女性只有默默的做着家务，只能被男性塑造。如果想要摆脱这种边缘化的存在方式，就必须去改造思想意识的认知。建立一个新的自我意识，对于爱与婚姻的困惑，对于两性关系中以男性为主的现状，必须予以改变。女性要重视自己的欲望与要求，从而摒弃以男性为话语权的社会。女性应该在不平等的社会中，努力去争取平等的地位，决不能把“爱”最终演变成“物”——男人欲望的对象或家庭中的工具，决不能臣服于男性。两性关系问题应该是相互尊重。试图仅仅在两位女作家的作品当中，去解构女权问题，似乎略显单薄。


参考文献
[1]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梁漱溟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62.
[2] 【韩】朴景利著，刘广铭/金英今译《土地》（第一部 第3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年出版
[3] 萧红著,秦弓.编著《大家小集 萧红集·生死场》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7年第二次印刷 第48页。
[4] 萧红著 秦弓编著《大家小集 萧红集·生死场》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7年第二次印刷。第60页。
[5] 萧红著 秦弓编著《大家小集 萧红集·生死场》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7年第二次印刷。第60页。
[6] 作者：草明92 链接：https://www.jianshu.com/p/51ef5c8d9f0a
[7] 來源：简书。简书著作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形式的转载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并注明出处。
[8] 引文出自朴景利一九九四年发表于巴黎大学的演说
[9] 一江春水：底层文学中的人性之光  http://blog.sina.com.cn/gejingsong    (2015-12-18 19:10:54)
[10] 萧红著 秦弓编著《大家小集 萧红集·生死场》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7年第二次印刷。第98页。
[11] 萧红著 秦弓编著《大家小集 萧红集·生死场》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7年第二次印刷。第98页。
[12] 曹革成《我的婶婶萧红》[M].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3
[13] 邓曾第：浅析《生死场》中金枝的悲剧命运。2017-05-08 20:07:40 魅力中国2017年1期
[14] 邓曾第：浅析《生死场》中金枝的悲剧命运。2017-05-08 20:07:40 魅力中国2017年1期
[15] 东学党是朝鲜1894年东学党武装起义的主要力量。
[16] （西班牙）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 北京：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
[17] 张岩冰著、王岳川主编：《女权主义文论》，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一、发表论文
1. 《20世纪20-30年代韩国知识分子对鲁迅的追崇探析》新生代杂志社 2018年 11月 下半月 刊登












致 谢
从一国到异国，时光匆匆如流水，转眼到了马上毕业的时间了。随着毕业论文的完成。我的心也在此起彼伏。三年的时间里我所收获的不仅仅是愈加丰厚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在学习实践中所培养的思维方式、 表达能力和对学术研究的能力以及广阔视野。
在学习期间那一幕幕情景仿佛就在昨天，让我感到美好而记忆犹新。在学习当中，我有幸遇到了恩师张同胜老师。三年间，恩师在繁忙的工作之际，为我的学习包括论文选题、篇章结构到词语的推敲，都得到了恩师悉心的指导和建议，使学生深受启发，思维开拓，才能够顺利完成毕业论文。还有万红老师对我的学习和生活非常关心，学生取得的成功与万老师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的。还有我一直都离不开的亲爱的父母对我的支持以及同学、朋友给我热情的帮助，我才能一步步走到今天，感恩之情，无以言表。
感谢兰州大学给我提供这个良好的学习平台，让我在这宁静的环境中潜心苦读三年，让我成为一名兰大学子感到无限的光荣与骄傲， 让我梦想成真。在这里对我帮助过的人请接受我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