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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20－30年代韓國知識分子對魯迅的追崇探析

（蘭州大學 文學院 ）

關鍵詞： 魯迅  韓國知識分子 追崇殖民時期
作  者：安宣玟

韓國20、30年代韓國知識分子對魯迅的追崇主要是魯迅革命思想與反抗精神以及作品中提倡反抗精神、改造國民性使韓國知識分子產生了共鳴，對喚起韓國人民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民族解放鬥爭的社會功用性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及解構魯迅被追崇的現實價值與意義也是韓國魯迅研究的獨特之處。但關於此點很少有人著書立說，本文擬補此不足。

一“失語”時代的英雄呼喚

    “韓半島在地理政治學上處於比較特殊的地位-既處於大國的夾縫中” 為此決定了韓半島或者受制於某一大國，或者由大國之間均勢來決定。以王朝國家的形式作為單一國家的共同體，在固定的領土上持續了幾千年。在古代韓國作為中國的宗藩而相存相依，來保證民族自治和王朝國家的合法性。直到中國甲午戰敗之後，被迫承認朝鮮為獨立主權國家，這一重大舉措被韓國民族主義史學家定為韓國一次國家的解放。雖為幸事，擺脫了中國藩屬地位，卻失去了抵禦日本吞並的能力。
   1876年2月《江華島條約》的簽訂拉開了日本對朝鮮軍事侵略、經濟掠奪和政治控制的帷幕，也是日本對朝鮮殖民統治的開端。1900年，大韓帝國的純宗王執政下的李朝政府，已失去前幾世的輝煌和鬥志，給日本一個有力契機，打敗了俄國之後，強迫朝鮮政府簽訂《韓日合並條約》，使大韓帝國完全喪失國家主權，淪為日本殖民國。在民族意識覺醒的時代又遭遇亡國之痛。百姓失去國家強力保障，也就等同於人們生存發展等各種利益在很大程度上無法在依賴這個共同體，失去在社會生存利益的共同體，“蒙受這一國恥的人們群起激憤，很多元老大臣和官員甚至百姓們都自殺殉國。” 徐正豪說：“為了使朝鮮從地球上消失，使朝鮮民族徹底淪為日本控制下的奴隸，日本帝國主義炮制出了最惡毒的欺詐性《 韓日合並條約 》，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惡毒狡猾和不知廉恥本性的有利證據，它是一部日本帝國主義采用威脅和強制手段一手炮制的條約”。  在韓國人的眼裏這是“亡國” 的象征 。“領土的不可侵犯性是一國獨立和生存的基本前提，國家主權是一種不受另一種主權法律管轄的權利，主要體現在對所屬領土的控制和捍衛。” “主權是國家最高的利益，也是統治階級的利益，同時也包括民族利益或個人利益”。 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加速對韓國的統治和壟斷，采用思想文化侵略等卑鄙手段，極大的刺激了韓國人的民族自尊心，激發起了強烈的反日情緒，當時慶幸的是國王李煕還在，是韓國人的精神支柱，在君主制國家，君主就是國家的化身，百姓們把對祖國的情感一部分轉化為對忠君的熱情而存在。當軟禁中的國王李煕被日本毒死之後，激怒了全體民眾，爆發了大規模的 “三·一運動”（1919年）。結果以失敗而告終。這是一批愛國人士向西方學習資產階級文明，作為救國之策的產物，抽象的把“反抗”“破壞”作為摧毀日本帝國主義勢力的武器，從理論到實踐不斷地與時偕行。然而這些先賢們的努力，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國家陷入一種更可怕的危機。日本軍國主義為此更加瘋狂的殘害韓國百姓。在經歷了屢敗屢戰的激烈反彈後，這些激情滿懷的精英們失落、無奈、悲憤，為國人的智識不夠、愚昧、麻木、膽怯發出痛慨。他們試圖找出新的方法和途徑來改變當時的現狀。寄希望與改造國民蒙昧的思想。從中尋找韓國解放的道路。

二韓國“知識分子”對魯迅的追崇
    研究韓國知識分子對魯迅的追崇，首先要研究知識分子對社會態度、政治立場、思想觀念以及接受魯迅的原因成為殖民時期研究魯迅一個重要的特征。金允植的《韓中現代文學相互關系一瞥—以魯迅為中心》 認為“魯迅的偉大就是中國的偉大，而且他的偉大又跟中國的反日本帝國主義鬥爭緊密相連。正因為這點魯迅才備受我們的關註。由此可以看出韓國人對魯迅的熱愛與追崇是因一種被壓迫而產生的。
韓國被日本殖民而導致民族危機，獨特的政治變遷過程中，傳統的儒學倫理和政治一體化的人治主義政治模式失去了現實效用。為了加速侵略，禁止學生在學校使用韓國語，用日語授課的方式同化韓國人文化意識，日本歷史、地理課也是必修科目，目的是讓韓國人了解日本領地為日本服務、忠於日本做一個順民。日本總督府“逐漸把具有民族主義進步思想的私立學校廢棄，中學英語也改為學日語。而且把具有民族主義思想傾向的教員全部開除。”  此時教師的失業率達到最高峰。這種踐踏與不尊重人權、踐踏生命，為所欲為。使韓國知識分子深深的感到恥辱。這種弱肉強食的環境中，人民的精神日益崩潰瓦解、處在深重的苦難之中。
    1920年，梁白華在《開辟》雜志上11月號第四期連載翻譯的《以胡適為中心的中國文學革命》此文章是翻譯日本青木正兒的《以胡適為中心的洶湧澎湃的文學革命》 一文中，魯迅闖入了韓國人的視野。與時俱進、敢於反抗、善於戰鬥的思想家及民族主義戰士，以改造國民的思想為己任，對吃人社會犀利的批判和民族自省與自信的統一正是當時韓國知識分子渴望尋找的目標和救國之希望，民族的精神支柱和共同前進的旗幟。作為增強民族凝聚力的核心，“魯迅瞬間被看做是邁向自由與光明的指向標” 更多表現為一種尋找本國根本出路的殷切希望。由於魯迅的出現，使這些知識分子由極度的悲情轉化為極度的希望。急切的想了解魯迅思想、關註他的作品，成為當時的一大急切需要。
1926年朝鮮作家柳樹人最早在《東光》雜志上發表了《狂人日記》；在漢城（現首爾）《新天地》（1946年7月號）記載了魯迅1927年4月18號在黃埔軍校演講的《革命時代的文學》；1929年梁白華《頭發的故事》在開辟社出版第一次被收入《 中國現代小說集》中；1931年1月4號到1月31號《朝鮮日報》報道了有關魯迅和他的作品發表的情況中指出：“目前我們文壇翻譯魯迅先生的作品有四篇《狂人日記》《頭發的故事》《阿Q正傳》《傷逝》。”1934年韓國《新東亞》雜志四期上收入了魯迅寫給進步記者申嚴俊的信件以及他們的談話內容和翻譯魯迅的五篇小說和兩篇雜文；1936年著名小說家李路史翻譯了魯迅的《故鄉》在當時受到無數讀者青睞；有的認識漢字知識分子，為了解魯迅作品直接閱讀魯迅的原作。他們認同魯迅的思想，從中真切領悟到知識分子的使命。將魯迅革命精神運用到自己國家的社會實踐中，積極參與社會抵抗運動。大部分大學中文系的骨幹教師，在價值指向上汲取魯迅精神增強勇氣和奮鬥到底的決心。還有的讀者，只為讀書而讀魯迅作品，也正面吸收魯迅精神營養。有的體會不到魯迅精神的實際價值與意義，有的卻因深刻認識到魯迅作品在當下的作用而由衷喜歡和崇敬魯迅，或把魯迅作品當作自己所推崇的世界經典來閱讀，熱愛魯迅的讀者不斷產生，正是魯迅思想和作品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使他們產生一種心靈共鳴的原因。
丁東來在《中國短片小說家魯迅與他的作品》中評價說：“中國的文藝覆興提倡者是胡適、文學革命實行的人是魯迅，其中的諷刺描寫，不是冰淩一樣冷淡，不是流毒。他的文章後面蘊藏著溫情，讀他文章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魅力。《一件小事》即是魯迅溫情的流露。這裏的溫情就是魯迅的人道主義” 。 李明善 是早期研究魯迅的代表。他在京城帝國大學中文系的本科畢業論文就是《魯迅研究》。在他眼裏，魯迅創作是通過雜文指向革命的民主文學家。
著名的民族作家李泳禧 在《吾師魯迅》中寫道：“在過去近四十年的歲月裏，我以抵制韓國現實社會的態度寫了相當分量的文章，這些文章在思想上與魯迅相通，當然也在文筆上與魯迅相通。因此，如果說我對這個社會的知識分子和學生產生了某種影響的話，那只不過是間接的傳達了魯迅的精神和文章而已”。李炳註 (1921-1992)在1941年底第一次讀到日語文庫版的《魯迅選集》，深感“魯迅是一道不會在任何暴風雨前熄滅的‘光明’”。

三，解構魯迅被追崇的現實價值與意義

韓國殖民地知識界對於魯迅反抗壓迫反抗被奴役的移植，對於魯迅思想與文學中這種精神的推崇，影響了韓國一批現代作家以及新文學的發展。韓國的2-30年代正處於新文化運動自由思想覆興時代。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最覆雜的時候，魯迅小說對於韓國產生了社會公用性的影響，如《狂人日記》是韓國人最為追崇的小說之一，魯迅對中華民族的頹廢性進行了徹底批判。“我們要革命又要民族，革命就是為了民族”。 魯迅革命精神和鬥志,對於當時正吻合了韓國當時社會國情，深深感動一些韓國的愛國作家，最初把魯迅的作品《狂人日記》翻譯成韓國語的是柳數人，他讀中國語的《 狂人日記 》中對國人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揭出病苦，以引起療救，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對立沖突的激烈和尖銳，這種狂人不僅在中國有，在韓國也有。這對喚醒被殖民的韓國人抗日意識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從此魯迅成了他“崇拜的第一人”，甚至把自己的名字從柳基石改為柳樹人”。 1925年春天，柳樹人拜訪了魯迅，並且有翻譯《狂人日記》的想法。魯迅表示同意。這篇文章的翻譯不僅僅是兩種語言之間轉換，也是翻譯者對反映在作品中的現狀和民族矛盾的一種深切的理解與哀痛。1927年8月漢城的《東光雜志》出版了韓國語的《狂人日記》。作為一劑強國的精神良藥，一種民族氣節的體現，在民眾中掀起了狂風鄹雨般的影響。李珠魯的《重讀<狂人日記>》 從敘事學的視角展開研究，分析了作品“由文言文寫成的外故事和由白話寫成的內故事”，作品形成了“表層與深層分離的結構，而且就在此處產生了反諷”。作家不滿於將狂人“救救孩子”的呼聲解釋成魯迅本人的呼籲，認為其含義“終究不是為了孩子而鬥爭往將來推衍，而是為了挽救未來，現在就要對現實進行鬥爭。如此一來，在這個點上，表層意義上的懷疑和受困惑轉變為深層的堅持和決心，再一次形成了反諷的意味”。 金河林的《魯迅與他的文學在韓國的影響》 梳理了魯迅作品被翻譯成韓文，又分析了魯迅地韓國作家創作的影響。如左翼作家韓雪野(1900-1976)創作了《摸索》《波浪》等短篇小說，明顯受到魯迅《狂人日記》和《孔乙己》的影響。金史良(1914-1950)的短篇小說《天馬》和《Q伯爵》，也受到魯迅的正面影響。劉陽善《狂人日記》幾乎就是魯迅《狂人日記》的模板。
魯迅的《阿Q正傳》也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對中國人民的殘害與欺淩的實例。被韓國人所同情和理解，具有鮮明時代特點的作品及戰鬥思想恰好符合韓民族精神上的需求，極大地鼓舞了在苦難中尋求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革命者以及在苦難中掙紮的民眾。對韓國人是一個極大的激勵和鼓舞。魯迅把自己的一腔怒火，用筆投向敵人，也化作火種，投向韓國民眾的心裏，燒起覆仇的火焰，一同去抗擊敵人。魯迅鄭重指出:“屠殺者也決不是勝利者”的呼聲增強了韓國人的恥辱意識和民族的痛楚，作品對於當時的韓國人來說仿佛在死水潭中投進了一枚炸彈，又恰似得到了稀世珍寶，激動不已、愛不釋手。韓國著名的反日作家樸景利的《給Q氏》明顯的受到《啊Q正傳》的影響，在韓國受到好評和喜愛。
在韓國的魯迅研究中，大部分韓國學者更關註魯迅壓迫與鬥爭思想與精神的研究，較少探討魯迅作為一個文學大家特質研究，關註魯迅的小說研究比較多，對於一些革命家以及愛國主義戰士對魯迅的追崇研究卻很少。韓國著名的愛國主義作家李陸史 在魯迅先生逝世的悼文中這樣寫道:“在場的一個朋友告訴魯迅先生我來自韓國,非常想見他一面.魯迅先生聽完後,再次握住了我的手,此時我感到魯迅先生已經是一個熟稔的朋友。聽到魯迅先生在上海逝世的噩耗，我抹去淚水，拿起筆來，寫下失去師長的悲痛。作為朝鮮人，何止我一人拿起筆來悼念魯迅先生呢。”魯迅作為韓國革命精神共鳴的標本，為拯救祖國的危亡並要進行到底的意志和決心，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人民進行啟蒙和激勵，同時對喚起韓國人民進行民族解放鬥爭方面起到了巨大現實推動作用。
被譽為“韓國國父”的獨立運動革命家金九先生，對魯迅革命精神所佩服，直接來到中國“拜訪魯迅”。  之後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在中國，真正的愛國主義根據我的理解，是絕不侵略別的國家，也不允許別的國家侵略自己，我們既愛自己的國家、也尊重其它國家，愛自己國家的仁人志士、真正的愛國主義同國際主義永遠是並行不悖，是相輔相成的”。“所有的思想、所有的信仰都會改變，但只有同一信念的民族，才能共同肩負起盛衰與興亡的共同使命，屹立於世垂諸永久，這是民族的使命。”  在金九先生的眼中，魯迅具有偉大人物素質和思想的人，在其樸實的內心深處存在著一種崇高的民族情懷，也是民族國家精神力量整合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其內在的社會功用性也起到了巨大的影響。
他是“中國的史學家，倘不了解其人，絕不能了解從五四到現在，從現在以致未來的若幹年間這一時期的中國，他著作中，用美和有力的言辭，表現了新中國的偉大創造的革命力量”。  這種革命力量堅持了正義，與韓國人民共同利益相一致。也是讓韓國人在精神上產生共鳴和崇拜、追隨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那個時代，能夠真正表現一個偉大民族的喜怒哀樂、代表著被壓迫的大眾而代言。向一切敵人抗議和鬥爭。魯迅不僅出色地通過自己的文學作品對半殖民地的中國人民進行了啟蒙和覺醒，並且對喚起韓國人民起來與帝國主義進行民族解放鬥爭起到了重要影響，“在世界文學中很難發現像這樣的作家—對世界持虛無主義觀念，同時承擔著喚醒他人的義務。” 這樣的作家也許在世界上也是寥寥無幾。 由此可知，魯迅被韓國人所接受和追崇，可謂有其歷史必然性。為了人類的解放，魯迅反抗與鬥爭精神的革命價值和實踐的方法，仍然具有現實的意義和價值。韓國革命運動的先驅者任軒永把魯迅的作品視為完美的文學經典，他受到魯迅“為了文學而不畏政治鬥爭、為了政治而自由自在地運用文學這一武器”的影響，甚至提出“魯迅精神更有必要運用於全球化的社會實踐當中去是有很大價值與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