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自各時期筆記資料，有可查考出處會在各段文末註明，感恩全體醫療公衛與防疫人員們的辛勞，深深感恩與敬禮)
明代，最偉大的政治家是明思宗崇禎皇帝朱由檢。《漢南續郡志》記載：「崇禎元年，全陝天赤如血，五年大飢，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飢，八年九月西鄉旱，略陽水澇，民舍全沒。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無，十一年夏飛蝗蔽天..........」。一年比一年嚴重，正是「蒙德極小期」。一上來就勵精圖治，克服非常多的困難，難度遠超中國在1959年的三年自然災害的上百倍有餘，但是朱由檢依然有辦法支撐十七年，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政治智慧，乃人定勝天的毅力是表露無疑。(龍德寺)
崇禎十四年（1641），天行時疫，癘氣流行，傳染至盛。排門逐戶，無一保全，死者闔門相枕藉，親鄰不敢窺其門，偶觸其氣必死。兼以歲大飢，餓莩塞路，民益艱食，流離竄徙，老稚拋棄道旁，城鄉房舍半空傾倒，死屍枕藉，奔迸流移，不可勝數。是謂千村辟歷人遺失，萬戶蕭疏鬼唱歌，史稱自金兵慘掠後，未有此奇荒。時有詩云：「疫癘饑荒相繼作，鄉民千萬死無辜。浮屍暴骨處處有，束薪門粟家家無。」(典藏古美術331期，藍玉琦刊頭語)
據乾隆《吳縣誌》記載，吳縣在崇禎十四年、十五年連續兩年大災之後又大疫，是「宋建炎金兵慘掠後，未有此奇荒」。該志卷26《祥異二》稱：「十四年辛巳正月二十日至三月，多大風，揚沙昏蔽天日……五六月，亢旱無雨，蝗來，米價每石貴至三兩有奇。秋初，蝗，復生蝻，禾稼食盡。復生五色大蟲，齧菽，米益騰貴。自四月至冬，比戶疫痢。知縣牛若麟市藥設局，延醫診視，療者什三，死者什七。推官倪長圩與若麟日收露屍，給槥瘞土以萬計。」又云：「十五年壬午春，米貴石至三兩三錢，麥石二兩三錢，民益艱食，流離竄徙，老稚拋棄道旁，城鄉房舍半空傾倒，死屍枕藉……五月十四日，縣西南境大雨雹。嗣後淫潦不止，又大疫。若麟設局施藥，得療者半。」
關於當年大疫的嚴重性，我們可以從乾隆《吳江縣誌》卷37《別錄》的一則記載得到佐證：「諸生王玉錫，字來宣，當崇禎十四年，邑中大疫，死者闔門相枕藉，無遺類，偶觸其氣必死。玉錫之師陳君山父子妻孥五人一夜死，親鄰不敢窺其門，玉錫獨毅然直入，曰：『師弟謂何忍坐視耶？』乃率數丐者至屍所，一一棺殮之，止有一襁褓子幾死，略有微息，親抱出乳藥得生……」
除了吳江、吳縣，崑山同樣也是大災之年，據《光緒昆新兩縣續修合志》卷33《人物十六藝術》記載：「李逸，字斐石，性好佛，尤工畫佛，嘗依《凈土經》畫《九品往生圖》，莊嚴妙麗，窮極相好。崇禎辛巳，歲大飢，餓莩塞路，逸繪《饑民圖》請於巨室，作粥賑之……」
面對史無前例的災荒，吳有性出於醫者本性，悲天憫人，協助官府設局診視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因為瘟疫爆發實在面廣量大——「比戶疫痢」，病情又不同於其擅長的傷寒，因而還是出現了「療者什三，死者什七」「死屍枕藉」的結局。但是吳有性在大疫面前並不是無所作為，而是在不斷的臨床診療中摸索最有效的處方，於是就有了《溫疫論》的誕生。
吳有性生平(維基百科)
1641年，他的家鄉出現大型傳染病，許多人因此過世，吳又可因而發奮學醫。他反對使用傷寒學派的熱性藥物，主張以苦寒攻下的治則，攻逐邪氣，用以治療溫疫。當時有許多人經他診治都得以痊癒，因此聲名遠播。
1642年，撰寫成《溫疫論》一書。
著作
1642年創作了醫學著作《溫疫論》，書中率先提出溫疫非因風、寒、暑、濕所致，而是源自於一種「異氣」（又稱戾氣、雜氣）所致[1]。認為溫疫與傷寒不同，不是由皮膚侵入，而是由口鼻侵入，再潛伏於半表半裏的募原之間，這個觀點影響了葉天士的三焦辨證。
在《溫疫論》提出的達原飲，為其著名處方，主治瘟疫或瘧疾。2003年，曾以達原飲來治療SARS。《溫疫論》中提到的大黃，曾用於治療禽流感。
《說文解字》解釋：「疫，民皆疾也」，即凡是能傳染的病統稱為「疫」。「瘟」則是烈性傳染病，可以在禽畜與人之間相互感染。中國古代把傳染病、流行病通稱為「瘟疫」。明清時期，中國人口與經濟發展達到一個新的高度，與西方國家的接觸也逐漸加強，與此同時，大大小小的瘟疫也相伴而生。
據鄧雲特《中國救荒史》一書的不完全統計，歷代發生瘟疫的次數為：周朝1次，秦漢13次，魏晉17次，隋唐17次，兩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300次，而在醫療極不發達的古代，先人們在疫情中的處置措施，值得我們反思和借鑑。
以下文章皆引用自 李天豪老師 非常感恩
在中國傳統中
史官的任務很多元化
負責舉行祭祀、紀錄天象與占卜
業務範圍甚至還包括解夢、禨詳災異等事件
對於這些異常事件，史官必須加以解釋
所以歷代史官大半知曉一些巫祝卜筮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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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年
天災地變不休
人心群情難安
此非如履薄冰之秋耶
且試論災異
-------- (先來看看類似迷信的觀點)------------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
(在這個世界上，不尋常的事件稱為『災異』，兩者有程度上的差別)
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
(通常先發生小的事件，然後發生嚴重的)
災者，天之譴者，異者，天之威也
(小規模的算是上天的警告，大規模的是上天的懲罰)
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
(如果警告你聽不進去，懲罰就出現來讓你畏懼)
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
(而異常事件的發生，多半來自國家在政治處理上的不適當)
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異以譴告之
(當國家的施政有問題的時候，會出現災害來警告甚至懲罰)
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
(如果不願意改變錯誤的政策，那各種警告跟懲罰會越來越嚴重)
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
(如果嚴重的警告跟懲罰都不怕的話，最後就會完蛋)
《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第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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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漢朝時期(兩千年前)的流行觀點
這是一種迷信嗎？
我試著用不同的角度來分析一下
------------- (分析的分隔線)------ ------------
這當然是迷信
而且沒有任何科學上的根據
因為各種天災怎麼可能會跟人類的行為有關呢？
這是巧合…甚至是造假的紀錄…這只是漢朝人迷信的展現
甚至這是野心家利用來牟取政治利益、蠱惑人心的手段
以上這些大概是民國以來對這種『天人感應』學說的看法
我想來翻個案
首先，『災』、『異』兩者的紀錄必須有個客觀的區別
雖然《春秋繁露》說兩者的差別在程度上
不過我想要用科學性的觀點來區分
在古代，凡是異常的事件都叫『災異』
所以發生大旱災跟大地震是『災異』
有隻豬長了五條腿、有隻雞生出鴨來也叫做『災異』
這些都可以拿來當作政治上討論的資本
比如說大臣會說：
『陛下啊…您的施政有問題啊，您看巷口老王家的豬有五條腿…
這代表老天爺發怒了…您要罷免現任的大官，然後….(任命我？)』
這些事情當然不需要在21世紀的今天再拿出來認真分析
但是反過來說
有些『災異』是自然環境的變異
比如說是水災、旱災、蝗災、地震等等
這些事件其實也是史不絕書
翻翻《資治通鑑》之類的書，滿篇都是
這些事情也是迷信嗎？
我寧願這樣子想
在古代的中國，地理範圍廣大而且通訊手段不發達
再加上生產能力與災害應變能力比不上現代
所以看看今日的中國各地發生災害的頻率就知道
古代發生災害的頻率鐵定只有更頻繁更嚴重
那麼這些災害為什麼算在政府的頭上呢？
因為在資源匱乏的古代社會
唯一能夠大規模動員人力、物力來抗衡災害的
就只有政府
而且這些動員必須要有長期的縝密的持續性的準備
這樣在天災發生的時候
才有機會迅速動員起來減少災害發生的傷害
任何在公務機關或者軍隊體系服務過的人都知道
『長期的縝密的持續性的準備』這件事有多困難
在訊息傳遞快速、教育程度普及的今日尚且如此
那麼古代社會當中的準備程度可想而知
所以這些頻繁發生的各種災害
其實也就是定期對政府機能的檢驗
如果政府的運作顯得較為有效率
(就是歷史上被叫做『______之治』的那些為數不多的時期)
那麼災害的程度會比較能夠被控制
相反的，如果這個時刻政府的機能
被各種
官僚機構必然產生的腐化搞得暮氣沉沉
甚至於由於法規設計的疏忽
乃至於人為的上下其手謀私利
而產生了嚴重的疏漏時
(比如說各種防災裝備都是損壞的…)
那麼災害的發生就是天災加上人禍了
這些事件就能夠成為在檢討政治得失的時候
來出來批判的材料了
尤其是針對那些平常有光環不能批評的『大傢伙』
比如說高不可攀的皇帝、囂張跋扈的執政大臣
在這些嚴重的天災變異當中
通常都必須要低頭
調整一下位置…甚至是腦子
------------- (結論的分隔線)------ ------------
最近發生的許多災害
當然都有著不可避免的外力因素
但是如果我們深入去看事件的始末
應該都能發現
『人謀不彰』絕對是關鍵因素
一架飛機的安全需要多少人細心專心的配合？
有害氣體的輸送需要多少縝密規劃與定期檢查？
這些都有絲毫不苟的執行嗎？
在面對這些災害的時候
我想這是必須要認真面對的問題
古代發生重大天災變異的時候
執政者多半會怪罪自己調整策略
我自己的經驗是
如果讀到這種記載
那麼這個朝代多半還有比較多頁數可以翻閱
但是如果發生一大堆天災變異
但是都沒有相關紀載時
後面剩下的頁數也就不多了
明代最初修築北京城的時候，只有今天二環範圍之內的這一圈城牆，南邊有三道門。
居中為正陽門，東為崇文門，西為宣武門。
說這個幹嘛？
別急～～～
在北京定都的大一統王朝一共有三個，依次為元、明、清。
這三個王朝的末代皇帝最後一個年號分別是：
元順帝至正，明思宗崇禎，清遜帝宣統。
來看看一個巧合吧！
「正陽」-「至正」
「崇文」-「崇禎」
「宣武」-「宣統」
正好一個年號對一座門。
更巧的是：
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為拱衛京師，明朝在永定河東的盧溝橋旁建了一座衛城，稱為「拱極城」或「拱北城」，也就是後來七七事變日本人炮轟的宛平城。
這座城因為是軍事防禦之用，故只有東西兩門，其東門為順治門，西為永昌門。
東門為順治門，西為永昌門......
東門為順治門，西為永昌門..........
好像在哪聽過.....
六年後，滅了大明的李自成，宣佈建號大順的時候，採用的年號正好是永昌。
又一年後，清軍入關，趕走李自成、入主中原，此時清朝的年號，則正好是順治。
一個永昌、一個順治，徹底把大明給滅了……
到了民國的時候，將紀元改成了中華民國紀元，民國的年號，其實就是「中華民國」。
燃鵝，民國首都定在了南京，南京城南邊中間的那道門呢，是以前的聚寶門，民國時改為..............中華門
是的，中華門……又撞上最後一個年號了。
當今的天朝，放棄年號，可能有點道理😅
明朝製造了自己的棺材釘
ㄧㄧㄧㄧㄧ
女真人在明朝初期時非常落後，沒有成型的社會組織，散居在東北平原各處，生產方式也很落後，飽受蒙古人的欺凌。
女真人的生產形態很複雜，既有漁獵，也有放牧，還有農耕。
這種豐富性可不是什麼好事，這說明他們的生活資源的來源，既很短缺，又不穩定。
任何一種單一的生產方式都養活不了自己。
這可以說是一顆定時炸彈，所以明成祖朱棣決定幫他們改善生活。
明朝開通貿易，跟女真人互通有無，提供他們糧食跟日用品。
1406年，在現在的遼寧撫順一帶，設立了「開原馬市」。
名字叫馬市，但是交易的可不僅是馬，還有就是女真人的各種土特產。比如人參、木耳、獸皮等東西。明朝人給女真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就是「糧米鹽醬」。
而且還出售明朝比較先進的工具，比如什麼鐵鍋，鐵犁等。
這是一個互惠互利的模式，明朝在這個交換中，既獲得了用來享受的奢侈品，還將自己多餘的糧食、鹽交換到關外。
另外還一石二鳥，順手解決了關外地區的穩定問題。
但是萬沒想到，這個措施，也在幾百年後給明朝自己埋下了毀滅的禍根。
為什麼？
因為蝴蝶效應......誰都想不到的變化發生了......
馬市一旦建立，女真人就真不從事農業了。
與其累死累活種那點兒沒保障的莊稼，還不如自己去採點蘑菇，弄點貂皮，和明朝人換糧食划算。
這之後呢，女真人就偏離了農耕的軌道，專注於捕獵和採集，經濟結構越來越畸形。
這種經濟結構極端依賴明朝供應生活物資，一旦失去供應，女真人除了等死，就是去搶！
另一個問題，更讓人意想不到.....
馬市的建立，也影響了女真人的政治結構。
女真的各個部落最開始，是在分散地居住在現在中國的東三省，甚至更北的地方。
明朝人在遼寧撫順設置了馬市，用奢侈品換日用品的收益更高，分散的女真人，都集中居住到了馬市貿易路線的周圍，逐利而居，而不是原來的逐水草而居。
不同的部落聚在一起，肯定會因為貿易而發生衝突啊，衝突不斷激化，各個參加貿易的部落都開始組建自己的武裝力量，互相攻伐。
這就是武裝的起點。
接著，更糟糕的情況出現了........
明朝政府覺得這些衝突不能袖手旁觀，於是他們選擇了一個最經濟，當時看起來也是最聰明的做法，就是扶持代理人。
明朝專門找女真人中那些忠順的地方酋長，授予他們一定的權力，讓這些酋長自己出兵來代替明朝管理女真部落。
這樣造成的結果就是，一個比較聽話的女真部落酋長，有了明朝朝廷的授權和扶持，軍事力量強大了，那肯定能掌握整個女真民族在馬市交易上的主動權。
這樣子一來，女真人的軍事和經濟權力，都集中到了少數酋長身上。
當時女真部落，就出了一位非常有統治力的酋長，叫做王台，他手下有一員大將，叫做覺昌安。
這個覺昌安的孫子，就是清太祖努爾哈赤。
到這兒為止，定時炸彈已經安裝完畢，就差一根引信了。
明朝末期，這根引信來了，那就是「小冰期」。
明末農民起義就是因為小冰期導致的氣候異常和旱災，造成的糧食欠收。
當時的旱災嚴重到了什麼程度呢？
李自成在1629年起兵，因為他的老家陝西，在1622年到1629年，八年大旱，沒有下過一場雨。
整個延安府甚至到了「人相食」的程度了。
關內沒有糧食，關外的女真人能好到哪裡去？
因為馬市的建立，女真人的社會經濟結構變得十分畸形，喪失了農業耕種，自給自足的能力，之前依靠貿易交換來獲取糧食，現在關內也沒有糧食了，畢竟人參又不能當飯吃。
怎麼辦？
去關內搶。
在1644年，當李自成帶領飢腸轆轆的農民軍抵達京師城外時，關外飢腸轆轆，同時又武裝到牙齒的女真人也不約而同地到達了山海關。
之後的故事，你應該已經知道了......
可能因為職業的關係
討論歷史故事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占了很大一部分時間
往往我在一個群英匯聚的場合中
都會聽到那句被轉播了無數次的歷史名言：
『人類唯一能從歷史中學到的教訓，就是永遠無法學到教訓…』
然後就是各種感慨、議論、換了我就如何如何的高論
每每因為場合氣氛的關係
我無法對此暢所欲言
最後就不了了之
但是我實在很想大聲說以下這句話：
『根本沒有甚麼歷史教訓是有用的…謝謝再連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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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麼武斷的評論是很沒說服力的
不過運用簡單的邏輯想想就好
既然那句歷史教訓的格言盡人皆知
那麼為什麼沒人能真正獲得有用的教訓呢
難道是因為別人都是笨蛋嗎
在解釋這個問題之前
且讓我來說個笑話
明朝末年的亡國之君-崇禎皇帝
在他自縊殉國之後
閻羅王就召見了他
並且詢問他有甚麼未完成的心願
崇禎皇帝說：『朕非亡國之君，皆諸臣誤我，若能重頭來過，必定扭轉乾坤』
閻羅王問他說：『怎麼個扭轉乾坤法』
崇禎皇帝說：『我把一切都反過來做，必定能收效』
首先，朕被逆賊李闖逼死在京師，所以死守是無效的，這次我會遷都再戰
(南京-廣州-重慶-成都-台北)
再來，朕全力平滅後金逆虜，卻被國中叛匪亂民逼死，這次我會先安內再攘外
(五次圍剿、放棄東北)
接著，朕朝中大臣朋黨軋傾，使得眾多政策無法施行，這次我會調和各派系利益
(老K黨五大派系形成)
而且，當初朕忽視經濟事務，使得朝中餉銀缺乏，導致軍無鬥志，這次我會協同南方富裕商人，取得資金以濟國事
(孔宋財閥主導國庫)
還有，朕當時沒有聯合佛朗機、紅毛番等外夷對抗後金逆虜，這次我會與西洋大國結盟
(雅爾達密約、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
如此一來，必定天下太平
閻羅王說：『那麼就讓陛下還陽試試看吧，不過塵世時光飛逝，如今已經是20世紀，陛下改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好了』
這當然是個笑話
不過仔細想想好像又不只是個笑話
歷史教訓好像真的不是很管用，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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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分享一下我個人淺薄的結論
任何人類社會的事務
都是由無數細節所組成的
其中不存在任何簡化的通用原則
在其他人身上成功或者失敗的策略
換個時空背景未必管用
因為表面上看起來差不多的狀況
其實往細節裡面分析
差距何止千萬里
每一件事情差不多都是孤立的單一事件
只有身在其中的人努力把握細節修正當下的錯誤
才比較有可能提高成功機率
如果，換個人？
1644年1月，天降祥光，百里可見。
隨後，朱元璋從孝陵當中爬了出來，用三十分鐘從目瞪口呆的守陵部隊那裡瞭解了當年的基本情況。
1644年2月，朱元璋南京登基，繼續以南京為都，崇禎退位。
同月朱元璋展開肅貪，兩京90%的官員滿門抄斬，家產充公，迅速解決了軍費問題。
然後開始整肅京城及周邊駐軍。
1644年3月，聽聞明朝遷都南京，李自成取消進軍北京的計劃，向南京進攻。
4月，朱元璋御駕親征，過長江背水列陣，一戰，李自成陣亡，大順主力全軍覆沒。
朱元璋評價：
「大概，也就陳友諒的二軍吧。」
在朱元璋出南京征討李自成的過程中，左良玉害怕朱元璋追究割據不臣之罪，發動叛亂。
反旗剛舉十天，朱元璋突然率軍出現在武昌城下，左良玉大吃一驚，倉促迎戰，大敗退回城內，是夜，守城士兵私開城門迎朱元璋入城，左良玉被擒，梟首示眾。
朱元璋評價：
「沒有一個能打的」
至此，湘江以東，山海關以南，全部平定。
朱元璋下令，對農民軍只追首惡，其餘不究，陝西河南山西湖北免租稅繇役3年，同時要求各地富商捐資以助朝廷對抗旱災瘟疫。
富商們不敢不從，朱元璋一個月獲得白銀二千萬兩。
1644年5月，朱元璋命令原追剿李自成的各路官軍，向北京附近集結，為山海關後援。
1644年6月，張獻忠聽聞朱元璋回師南京，出川劫掠，以佯兵撲向長沙，自率主力伺機突襲襄陽。
情報傳來，朱元璋對著地圖沈思片刻，敏銳地察覺到張獻忠的真實意圖，遂展開部署。
1644年8月，襄陽久攻不下，張獻忠突然得到情報，成都守將宣佈歸順明朝，四川各地紛紛響應，老巢已丟大半，大吃一驚，從襄陽西倉皇撤退，落入埋伏，被明軍生擒。
朱元璋親批：
「張賊奸滑卑劣，無恥之尤，凌遲。」
在清點大西政權降將的過程中，朱元璋憑借超凡卓絕的識人本領，發現李定國其人非同一般，重用之。
1644年11月，清軍大舉進攻山海關。
朱元璋下詔：
「夷狄者，禽獸也，畏威而不懷德。」
「今觀天下禽獸，無出女真之右者。遂北伐」
1645年1月，朱元璋率軍到達山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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