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文雄，大家稱他Peter，是很多社運伙伴的心靈導師。4月24日是刺蔣50週年。對於Peter來說，很難簡單的用幾句話談完。他不願意大家簡化這個事件，也不樂見大家用造神的方式描述。
2018年他接受鏡傳媒的採訪，但之後還是不放心的寫了十數頁的書面回覆。以下是他當時針對提問原汁原味的完整回覆。（照片取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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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時您是康乃爾的博士生，前途似錦，能否請您先與我們聊聊，若沒有刺蔣案，您到美國之後的人生規劃及夢想，原本是怎麼樣的呢？

答：我大學和研究所讀的都是新聞，比較關心國際事務，英文也還好，有些外國朋友。其中幾位還非常有趣，像昨晚在慕哲提到的那位，他父親參加過西班牙內戰裡的國際志願軍 International Brigade，所以一家都對佛朗哥的西班牙很熟。其他幾位還參加過60年代初已在崛起的美國學生運動。那時的台灣很閉鎖，跟他（她）們來往談論，越來越覺得必須出去體驗外面那麼大的世界，這是我出國留學最強大的動機。

至於拿到學位後有甚麼計畫，大概還是在美國找家大學教幾年書，繼續看看這個世界，然後回國教書吧。教書有許多我喜歡的好處，例如寒暑假的時間、和年輕人接觸的機會，也許還可以加入和發動社會運動。當然，因為刺蔣，這一切都只是計畫而已，除了1996年回國後這21年的社會運動。

二、您曾撰文寫到，當年那樣的時空背景下，不少人都有刺殺蔣經國的念頭，您是其中之一。能否請您與我們更詳細地談談，60年代美國反越戰、各種人權運動一波接一波的浪潮，曾經帶給您那些啟發，而那樣的社會氣氛下，對比台灣的政治環境，您何時是什麼時候開始有刺殺蔣經國的構想呢？

答：刺殺蔣經國的構想是去美國後才有的。

1965年我從匹茲堡大學轉學到康乃爾大學，年底聽到連文星雜誌都被禁，雖然不出意外，還是相當震驚。那時正好在修一門政治社會學的課，寫了一篇論文，分析台灣KMT治下的國家／社會關係。文章要點是，從228、其後的清鄉，1949年開始的白色恐怖，1960年的「自由中國」事件，現在連文星雜誌也被禁，是一個重要的徵象。黨國對社會幾乎完全的宰制，恐怕將進入一個新時期。我從電子工程學借用了一個字，說它即將進入「超穩定」（ultrastable）的一家一黨獨裁統治。

那時海外的反蔣人士多半泛泛的談如何打倒國民黨，我開始思考的卻是先如何階段性的打破這種「超穩定」狀態，而蔣經國正是關鍵人物。但這時還沒有刺殺的構想。

我確實花了不少時間努力觀摩、見習、參與美國「1960」年代風起雲湧的各種社會運動，學美國的公民社會是怎麽自我組織、怎麽運作的，但那是為將來回國用的。在美國，絕大多數這些運動不是合法的、就是有法律程序傳統可尋的公民不服從。那時期的美國，社會和人民有少數人訴諸暴力，美國政府也出了些爛招。但整體而言，即使對美國來說，「1960年代」堪稱動亂時期，公民社會和國家機器之間，還是有某種台灣人很難想像的平衡，例如1968年詹森總統被迫放棄連任；同一年戴高樂總統也被學生和工人聯手逼得離開巴黎。同樣的運動如果發生在當時的台灣，參與者會有甚麼樣的命運？早就血流成河，到處是集中營了。這是我學到的第一課：社會自我組織的能力，對維持深化民主制度以及匡正民主運作的重要性。所以對台灣來講，首要問題是如何先打亂蔣家政權的「超穩定」統治，讓這種社會能力有冒頭、鍛練、成長的機會。

但還有重要的另一課要學。我做了些冷戰史的功課。講一個最有啓示力的案例。台灣海峽的蔣政權是冷戰中對美國最重要的反共前線基地之一，就像佛朗哥獨裁統治下的西班牙位在地中海直布羅陀海峽的要衝。二戰前，佛朗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本來就是一掛的。西班牙雖然在二戰中保持中立，戰後還一度被禁止參加馬歇爾計劃、聯合國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可是，一旦美蘇冷戰爭霸開始，這些都不算了，美國還是和西班牙簽約結盟。打倒有幾十萬軍隊的蔣政權如何可能？即使掛著「自由世界」的虛名，美國多半第一個就不會容忍！這是那晚在慕哲的討論即便只有20分鐘，我一開頭就從所謂自由世界和佛朗哥的西班牙談起的原因。

我開始思考：我們可以有甚麼中長程的武器去對付蔣政權的超穩定统治。後來很多人，包括我，開始談論刺殺小蔣的可能。有一天我才突然想到，這不就是嗎？至少刺殺小蔣這一步－－我要強調「這一步」3個字－－是美國這個超級強權也擋不了的。去除了小蔣，蔣介石還是會牢牢地掌控台灣，但KMT黨內接班的權力鬥爭必將再起，這就有鬆動蔣家超穩定黨國宰制的可能，給民間社會打開一些空間和可能性。

那些年，談論刺殺蔣經國的人越來越多，我也會加入討論。嘗試了幾次後，我學會不提美國。那時多數台灣人對美國了解不夠深，提了美國反而麻煩。但慕哲那晚我花了時間從美蘇冷戰時期的所謂自由世界談起，就是出於這樣的緣故。在強權爭霸的世界，這個教訓到今天應該還是有用的吧。

三、甚麼時候才有更具體的刺殺的構想呢？

蔣家的「超穩定」黨國統治極有利於蔣介石由父傳子的皇朝接班計劃，從策略的觀點看，這是一個敵方自己會催熟的狀況，幾乎是個常數。剩下來的就是刺殺的時與地。

最好的時地當然是他來美國訪問時；他在國內的護衛太嚴密了。勝算這部份倒是

發現得多少有點偶然。康乃爾是長春藤盟校之一，常有所謂自由世界的獨裁者來訪。我自己就碰巧親眼見過兩次，護衛極為鬆弛。我向哈佛、耶魯的朋友查問，情形也一樣。慕哲的討論那晚我曾開玩笑說，這是個「致命的誘惑」。

這些條件都在1970年4月成熟。他雖然當時屈居行政院副院長，但那不過是按照劇本演出的戲碼而已，而美國政府對這次訪問的接待安排極為用心，頗有不明言而暗示接受蔣家皇朝接班的味道。我當然不能放過這個天賜良機。

4月24日那天，廣場飯店Hotel Plaza的警戒和蔣經國的護衛果然鬆弛到令人幾乎發笑。讓我說一下次日的紐約時報頭條引用警方說法的2點。第一，當蔣經國進入廣場飯店的旋轉門時，我舞動手槍（brandishing a pistol），閃過一個美國警探和蔣的待從軍官，手臂插（thrust）入旋轉門。這裡警方因為失了面子而想表功，顯然誇大了，我並沒有靠那麼近。但警方又說，我被幾個警官壓在地上時，離小蔣只有10英尺。事實是在兩者之間，可見警戒有多鬆弛。

在這裡我必須談到我妹妹，也就是鄭自才的前妻黃晴美。她幾乎可稱是「天生的」女性主義者。家父是公務員，收入有限，也很傳統。1952或1953年她從桃園國小畢業，我家那時正要從桃園搬回新竹，家父說，新竹正好有新竹師範學校（舊制，非師專），可以去讀，她聽了很不服氣，就自己偷偷去台北考當時的北二女（現在的中山女中），而且還是第1名考上，家父只好讓步，還是讓她直升新竹女中高中部。她到美國留學後，受到當時美國各種運動內部發芽成長的女權主義浪潮的影響，很自然的成為海外台灣人運動的一員，雖然不是台獨聯盟盟員。在刺蔣案裡也絕不只是「幫忙」而已。

我們兄妹早幾天就到事件現場的廣場飯店進行偵察，並商量如何進行最好。事件當天，為了小心，槍放在她的皮包裡，是在廣場飯店「亭仔腳」（走廊）另一端她才交給我的。她的鎮靜、細心和勇氣，一定要在這裡特別說明。尤其她不幸在前幾天（1月30日）去世了，更須一提。

四、您曾經提過，當年有人建議即使要暗殺蔣經國，可找槍手，您卻認為不該由槍手代為執行，能否談談您的完整想法呢，您認為親自刺殺與請槍手有什麼不同。

答：這次暗殺雖然使用武器，我還是把它定義為政治行動，所以，我盡量靠近小蔣，就是為了避免傷及無辜而傷害它的政治意義。當時確實有人說要雇槍手、黑道，或使用高級遠距狙擊步槍之類，但這些都是談論或幻想，當不得真。

這種事當然要由一個多少有代表性的一般台灣人來做，才能有效的向國際傳達台灣人民反對獨裁專政、追求民主獨立的理想和願望。從策略上講，也就是擴大它的國際宣傳效果。而且在美國發生，消息保證不會被封鎖，一定是國際注目的新聞。

五、當年陳榮成等人認為刺蔣過於莽撞，還不是時候。您怎麼看這樣的觀點？

答：留美時期和以後25年流亡期間，我認識了不少不同國家的革命份子和反叛人士，有些經驗比較的基礎。1970年1月才整合成立的台獨聯盟在組織、紀律和鍛練上，恐怕還不如今天國內的某些社運組織。4月就碰到刺蔣這種事，難免手忙脚亂：一方面想借助刺蔣的光彩以壯大組織，另一方面又怕被認定是恐怖組織或讓某些個人受到牽連；一方面必須靠近，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距離。對一個稚嫩又不能算基進的新組織，多少可以算是人情或文化之常，在其他國家也不是沒有發生過。

自才、晴美和我多少預期到這些，才會自組隊伍，只邀賴文雄參加，目的就在於保護組織，讓它有機會長大。

確實有些人－就叫他們老成人士吧－認為刺蔣一事太莽撞，但多半是私下說。只有陳榮成先生好像自我防衛性太強，還著書立說，就以他為例吧。

陳榮成先生在一本書裡曾經說：「我一直認為，要去掉白色恐怖劊子手蔣經國，應該在他執行白色恐怖的地點被處置。我堅信這信念，40幾年來，仍未改變。」

我只有2點評論：

第一，他是說，等國民黨政府被推翻後再說囉。其間蔣經國都有陳先生頒給的保命符嗎？虧他還是負責（台獨聯盟）島內工作的，還買了2支手槍。那些槍或用以訓練出來的槍手只打沒有保命符的「爪牙」嗎？多有紳士風度！

第二，可是他又說「去掉」蔣經國的「處置」應該是在小蔣執行白色恐怖的「地點」，請注意是「地點」。那麼他「40幾年來堅信」的新台灣就像當時的台灣和中共一樣，是可以公開行刑如KMT或甚至遊行示眾如CCP的囉。他這個新台灣將是甚麼樣的新台灣呢？

真是「一種米可以養萬種人」！

六、您曾在受訪時提到，逃亡25年期間由於認識不少各國友人，因此始終有人照應，沒有吃太多苦。然而您似乎不曾細談當年的逃亡過程，是否有什麼苦衷或者需要保護那些朋友呢？若您願意，能與我們聊聊那25年的漫長逃亡生涯中，曾經發生過哪些重要的事嗎，那些事是否對您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答：棄保離開美國到偷渡回台的25年，中文習慣稱為「逃亡」，就像英文常寫成go underground（走入地下）。事實上，除了有些事必須小心，我過的是很正常的地上生活，並不像好萊塢電影描寫的東躲西藏。例如我照樣參加當地和國際的社會運動，但要避免被電視拍到，不給FBI和國際刑警組織追捕我的線索。

這其間靠的就是「1960」年代的一種國際網絡。

美國廢奴之前，反奴人士組織起來，幫助南方的黑奴逃到北方的廢奴州和加拿大，甚至墨西哥，並協助他（她）們安頓。這種網絡叫「地下鐵路」（underground railroad）。60年代很多美國年輕人因反對越戰而拒服兵役，選擇出國流亡，「地下鐵路」又興盛起來，有很多大小網絡，和共用分享的某些專業服務，例如證件偽造。而且擴及反越戰以外其他運動需要協助的人。當然也更國際化，擴及加拿大以外的地區。

我在美國參與各種運動有不少朋友，離開美國就是他（她）們替我安排的，然後由目的地的進步人士接手照顧。照顧反越戰者的網絡通常不怎麼秘密，反正越戰結束後有法律途徑可循，例如回國後關個一、兩年或其他安排。但照顧像我這種國際刑警和FBI也在追緝的人就不一樣了，必須非常祕密。協助我的那些網絡現在還在協助類似我的案子的人，我必須為他（她）們著想。

這是我不講這些年的原因。但我已在一篇文章裡宣佈今年起－人生的第81年－要從社運退休，寫一些回憶文字。我會找一些不會傷害那些朋友和同志的方式，把這25年的故事寫下來。

六、有些人認為，經歷刺蔣案後的蔣經國有些改變，相較於父親，接班後的他統治方式溫和許多，且願意重用台灣人；當然，也有人認為這只是蔣經國的統治手段。您自己怎麼看待蔣經國這個人以及他的統治呢？

答：蔣經國確實算聰明，至少在刺蔣案和次年發生的ROC被趕出聯合國後，知道必須調整KMT一黨專政的少數統治方式。但也可以說不夠聰明，大概是蔣家的「超穩定」統治「超穩定」慣了，他要等到那時候才會想到「吹台青」。歷史上有多少殖民統治者早就知道並做過了：用收買少數本土菁英以鞏固少數統治？我們居然還有博學鴻儒說，這是本土化、甚至民主化的開始，真是笑死人。如果真是如此，台灣人民後來還需要走上街頭嗎？已經很多人質疑說：如果如此，為什麼後來還會有美麗島大審、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江南案、種種等等。我就不多說。

有一點我倒是要肯定他（但要帶有諷刺感）。他去世前一、兩年終於體會到在當時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情勢下，民主化勢不可擋，他沒有像其他一些獨裁者一樣玉石俱焚的鎮壓到底。但是「幫忙救火的人也是原來放火的人」，我們可以肯定他那一點，但心裡卻不能連某種諷刺感或Sense of irony都沒有。

七、您回台之後沒有選擇從政，而是投入台灣的社會運動，尤其是人權運動。與同時期的台獨運動者相較，您也似乎更看重人權的價值甚於民族意識，能否與我們分享您這樣的核心價值從何而來，又是如何一步一步更加確立的呢。

答：我回國後確實沒有從政，全心投入包括人權運動的社會運動，只有首次政黨輪替後，為了社運戴過幾年國策顧問的帽子。但是2005年為了阻擋全民指紋建檔，發動社運，逼得行政院和內政部在憲法法庭對幹。在贏了603釋憲案，擋下全民指紋建檔後，我就辭職不幹國策顧問了。

和同時期的台獨運動者相較，我並沒有看重人權的價值勝於民族意識。在九大核心國際人權公約中居於某種「母法」地位的兩公約裡，開頭的第一條講的不就是人民自決權（people's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嗎？只是people可以指單一民族（nation）或多民族的國家。有原住民族的台灣是個多民族的國家。中共和國民黨都喜歡用「民族」，那時的台獨人士和他們對峙纏鬥，也受到對方的感染，但我比較喜歡用「人民自决」。

所以人權的價值和民族或人民意識是二合一的。只有堅持所有人的人權，人民才會有一體感，多元而仍然一體，而且因為珍惜而願意爭取和保衛自己的社會和國家的自主和獨立。

人們往往為了局部的方便而在文字上做出許多區分。例如，在扁政府時代，我推動政府批准聯合國九大核心國際人權公約、並制訂施行法將其國內法化，因為國民黨首次在野，甚麼都反，只完成反對歧視婦女公約的批准。後來馬政府接過去做，又創立「人約盟」而繼續推動，至今已完成九大核心國際人權公約中的六個公約的國內法化。這被叫做人權工作，但我投入大埔案，爬牆進入行政院，並參與「佔領」內政部的抗爭，難道就不是人權工作？

同理，很少人會把318和國家安全連結起來，但318相當幅度的增強了台灣的公民社會。如果你知道二戰時挪威人民如何用非暴力公民抵抗（civil resistence）消耗納粹占領實效的故事，你就會有不同的想法了。這是我在美國努力參與見習社會運動的原因。社會運動不只能夠推動社會改革，還可以有一種軍事戰略學上叫嚇阻（deterrence）的力量。以中共為例，台灣的公民社會如果有足夠的自我組織能力，北京就得考慮：即使軍事上吞下台灣，還有怎麼消化的問題；海峽上的台灣可是一個國際媒體必然注目的地方。先進國家都把這樣的社會力視為國防上的嚇阻力量之一，我們的政府好像還沒想到這些，反而把社會運動視為大麻煩。我會這麼說是因為即使在軍事上，林中斌先生也曾公開擔心國防部不重視狙擊訓練。我們得想想如果追根究底，這究竟意味了甚麼？打輸了空中、海上、灘頭的各式作戰後，就要投降了嗎？

所以我才會在「人權」工作之餘，提倡非暴力抗爭的訓練和「平民國防」（civilian-based defence），例如幫台灣農村陣線編了台灣第一本《非暴力抗爭手冊》，又在318時，也在立法院內放映解說了非暴力抗爭的記錄片。我可以算是個大台獨吧？

至於我的核心價值，不外是老生常談(重要的是實踐)：自由、平等和民主。對我來說，自由是個人和集體的自主，平等是消除歧視，民主是不違背自由和平等原則與權利的民主政治。至於如何一步一步更加確立，我已經81歲，就要看更年輕的一代代台灣人了。

八、剛過80歲生日不算久的您，若能回頭給當年那個三十出頭的您一些建議，您會說些什麼呢？

答：我只有一個很俗氣的回答。2002年我首次小中風後，查出我患有血管型失智症（謝謝老天，不是妹妹晴美過去數年所患的阿玆海默），15年來各種認知能力不斷下降。若我能回頭給當年30出頭的我提甚麼建議，我會說：「停止抽菸，勤於運動，以老天肯給的壽命為準，以對社會還多少有用為條件，多活個10年。」